幫育兒家庭解後顧之憂

曹 一作圖（新華社發）

在浙江省杭州市臨安區一家幼兒園，錦城街道勝利社區的青年社工通過玩遊戲的方式向小朋友普及日常安全知識。　　新華社記者 徐 昱攝

“啥時候要娃”“家裡孩子誰帶”“準備生二孩嗎”……這類追問，年輕夫妻並不陌生。

202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降至1.49，跌破國際公認的1.5的警戒線。同年出生並已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共1003.5萬，連續5年下跌。生育政策放開了，爲啥衆多夫婦“不敢生”“不願生”？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發現，0—3歲嬰幼兒無人照護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專家表示，完善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體系，將對落實生育政策、保障職業女性就業權、促進經濟和人口均衡發展等帶來積極幫助。

託不託？託給誰？

“誰來帶娃”成難題

一邊是繁忙的工作節奏，一邊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生了娃給誰帶？怎麼帶？一些“80後”“90後”夫妻選擇將孩子託付給長輩。

“孩子的爺爺退休了，在家閒着沒事，我們就請他幫忙帶娃。”貴州省貴陽市居民陳先生的女兒今年2歲多，夫妻倆朝九晚五，父親的支援極大緩解了家庭壓力。不過，兩代人教育觀念的衝突讓陳先生十分頭疼。

“我父親把他孫女寶貝得不得了。”陳先生說，對孫女的任何需求，爺爺都會想方設法滿足，小兩口雖理解“隔代親”，但很擔心過度溺愛不利於孩子成長。

長輩介入是中國家庭中較常見的托育方式，但伴隨延遲退休、“全面二孩”等政策落地，長輩在子女生育時或者還未退休，或者年歲已高，傳統的照護方式難以爲繼。一些條件允許的家庭則聘請家政人員照顧孩子飲食起居，然而家政市場魚龍混雜，把仍在牙牙學語的孩子交給陌生人看護，許多家長還是放不下心。

今年全國兩會上，0—3歲嬰幼兒托育難的問題受到多位代表關注。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區第二中學校長庹慶明告訴本報記者，托育涵蓋“託管”和“培育”兩層涵義，無論是將孩子交給祖輩看管，還是花錢請家政人員照護，都只滿足了基本的“託管”需求。出生1000天是個體身心發展的關鍵時期，科學的培育方式對孩子成長尤爲重要。

爲了照料孩子，有些父母索性辭去工作，全身心在家帶娃。不過，受傳統性別觀念影響，面對嬰幼兒托育困境，往往女性做起“全職媽媽”，男性負責“賺錢養家”，看似各司其職，實則也引發了女性職場危機、家庭中父職缺失等一系列問題。

“隨着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職業女性在承擔社會工作的同時，需要兼顧家務、生育、子女照料等多重責任。由於無人照料孩子，許多女性只好被迫中斷就業，導致職業發展受阻。”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鴻雁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育齡母親難以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取得平衡，導致生育意願無法完全釋放。中國新生兒數量的連年下跌，與此不無關係，解決嬰幼兒托育難題的任務迫在眉睫。

需求旺，供給少

托育服務跟不上

中國托育服務發展曾在上世紀80年代迎來高峰。由於改革開放進程加快，社會發展對正規就業勞動力提出更大規模需求。爲支持婦女就業，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和街道社區在政策指導下共同作用，托幼事業勢頭旺盛。然而，隨着市場經濟發展，原有的福利性托育體系逐步縮減。2016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全面兩孩政策 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定》印發，3歲以下嬰幼兒的照料問題再度引發社會關注。

現有托育市場供給情況如何？托育質量是否滿足相關標準？北京師範大學學前教育研究所所長洪秀敏向本報記者介紹，目前國內托育體系仍處於資源短缺、供不應需的狀態。現有的托育機構存在質量參差不齊、收費普遍偏高、位置離家遠等三大問題。

據洪秀敏團隊早前對全國13個城市嬰幼兒照護服務供需現狀調研成果，有68.4%的家庭存在入托需求，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僅5.5%。在機構規範方面，17.6%的托育機構不滿足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9年最新修訂的《託兒所、幼兒園建築設計規範》“人均3平方米室外面積”標準；22.2%的乳兒班、34.2%的託小班和59.1%的託大班的最大班額標準，不符合國家衛健委發佈的《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試行）》要求；還有25%的機構存在配餐難題。

托育機構少、市場不規範，相中一家托育機構可謂難上加難。“寶寶年齡小、不會表達，我們也擔心老師的脾性、耐心等。”廣州寶媽徐女士向記者道出衆多家長共同的擔憂：孩子在託兒所是否吃得好？作息是否規律？與老師和其他小朋友相處得好不好？……

不僅家長有顧慮，部分托育機構也表示“有一肚子苦水”。北京市一家托育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託班收費看似高昂，刨去場地租金、水電費、教師工資、後勤支出等日常運營成本，也只能基本維持收支平衡。還有些機構甚至入不敷出，最終虧損倒閉。

做指導，給幫扶

普惠托育是方向

如何幫助家庭減輕嬰幼兒照料負擔？2019年，國家發改委、衛健委印發《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實施方案（試行）》，提出堅持社會化發展托育服務，圍繞“政府引導、多方參與、社會運營、普惠可及”，深入開展城企合作。“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支持150個城市利用社會力量發展綜合托育服務機構和社區托育服務設施，新增示範性普惠託位50萬個以上。

發展普惠托育體系，需政府、企事業單位、社區、家庭等多重主體共同參與。在劉鴻雁看來，政府部門要有效利用並充分整合教育、民政、自然資源等部門資源，保障各部門政策協同推進，避免因政策落實或部門協同問題產生的監管空白；其次，注重提升托育服務能力和質量，包括加強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評價和監管體系的政策宣傳；此外，強化托育機構准入管理、加快研製托育機構分級分類質量評估標準。

一些家長排不上託、不敢送託或不願送託。對此，專家建議鼓勵社區根據實際需求合理規劃，就近提供社區托育點；發揮工會組織作用，鼓勵企事業單位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務；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託班，增加2歲以下托育服務的資源供給；在保證相關資質的基礎上規範居家照護點，解決部分母親的臨時哺乳需求等。

日前，國家衛健委發佈《托育機構保育指導大綱（試行）》，將嬰幼兒分爲7—12個月、13—24個月、25—36個月3個不同階段，從提供營養與餵養、睡眠、生活與衛生習慣、動作、語言、認知、情感與社會性等方面，指導托育機構爲3歲以下嬰幼兒提供科學、規範的照護服務。

作爲此《大綱》起草團隊主要成員之一，洪秀敏認爲，保障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是托育機構的底線，機構保育人員應具備安全防護、營養膳食、應急預案和疾病防控等相關常識。在此基礎上，根據3個年齡段孩子的身心發展特點和規律，做好不同年齡階段的科學保育，提供有品質的服務。“比如敏感觀察孩子的表情、動作等信號，根據個體差異及時迴應，滿足孩子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需求。”

隨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2020年下半年起各地托育服務逐漸復甦，各項優惠政策也在不同地區逐步落實。“就實地調研成果來看，部分機構已獲得當地政府在財政方面的支持，比如水電煤氣依照民用價格標準收費；發改委給予改擴建專項經費支持；在土地使用、房屋租賃方面給予優惠等。”劉鴻雁說。

目前，北京、上海、廣東等多地已出臺相關政策，通過提供場地、減免租金和稅收等方式，引導與支持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機構。不過，各地經濟發展情況有差異，貧困地區的托育難題如何緩解？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李偉表示，可考慮將欠發達地區嬰幼兒照護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發揮計生協、公益基金會等組織作用，探索多樣化、全覆蓋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模式。

政策“組合拳”給普惠托育體系指明瞭方向，政府部門“真金白銀”的支持也正爲嬰幼兒托育市場興起創造利好。國家衛健委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數據顯示，2020年，27個省（區、市）的290餘個城市參與普惠托育機構試點，中央預算內投資採用補助方式，按每個新增託位給予1萬元補貼，直接帶動新增10萬個託位。做好托育服務“後勤員”，將推動落實生育政策、助力社會性別平等、促進家庭關係和諧，讓千萬家庭真正實現“敢生”“能養”的美好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