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潛在經濟增長率保持6%左右已經足夠

(原標題:蔡昉:潛在經濟增長率保持6%左右已經足夠)

“潛在經濟增長率不要回歸到10%,也不要說8%,而是說和今天的潛在增長能力相適應,6%或者略高一點的速度足以,否則我們十年的教訓白費了。”11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在“《財經》年會2019:預測與戰略”上表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蔡昉

蔡昉表示,在應對上一次金融危機時候,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採取的是量化寬鬆的政策持續至今,而中國有一些不一樣。2008年遭遇危機的時候,中國實體經濟遭受了挫折,因此我們希望迴歸到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上去。蔡昉認爲:迴歸潛在增長率的刺激動機是正確的,但我們也的確遭遇了當時的外部衝擊,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2000萬農民工返鄉。但在當時的刺激下,農民工在春節以後很快陸陸續續回來了,意味着我們的刺激達到了目標,迴歸了潛在增長能力。

蔡昉認爲,當時政策是對的,但是也是有代價的。中國GDP這些年保持增長,復甦到正常,但貨幣發行增長更快。我們把GDP和貨幣發行作爲一個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意味着什麼?現在要取得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習慣要有更高的槓桿、更大更寬鬆的貨幣、更多的貨幣發行。這種情況也就造成了,我們後來要去部署去產能、去槓桿、處置殭屍企業等任務

人口增長方面,蔡昉認爲2010年是中國人口紅利消失轉折點。這意味着人口紅利在消失,儲蓄水平投資回報率勞動供給、人力資本的改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都會弱化,都是不利於經濟增長的。因此,他的結論是:如果再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就會發現潛在增長率在下降。

由此,蔡昉表示,把應對週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用來推動產業政策,用來實施區域政策,這是不對的。反過來用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來補充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對的。今後的做法是應該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現象,採取什麼政策的時候,要把每一種政策效應進行衡量,進行對衝,而不是讓它產生共振。

最後,蔡昉認爲,十年經濟發展經歷得出的一條很重要的經驗就是:要從金融等各個方面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且對外開放必須以國內加快改革前提兩者是不可分的。因此,我們今天應該心無旁鶩地推進改革和開放,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外部衝擊的問題

以下爲發言實錄:

蔡昉:大家好。上一個戊子年是2008年,全球發生了金融危機,中國沒有發生金融危機,但是中國遭遇到了外部的衝擊,來自於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衝擊。這一次與上一次有何不同?今天中美貿易摩擦的升級和一系列其他的現象,我們的確遭遇到了外部需求下降的衝擊,從這點上說上一次和這一次,我們面對外部衝擊的時候要看到一些共同點,更要看到一些不同點。

首先,十年了,在今年這一年裡,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看到有大量的人在反思十年金融危機,反思爲什麼會有金融危機,也反思這十年到底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因素。總的來說,我們可以看到重要的經濟學家和當事人都寫了很多文章,或者發表講話。比如最新卸任的美聯儲主席和經歷上一次金融危機的美聯儲主席,甚至更早權威的美聯儲主席,都在分析這些事。我們國內,大家也都在談,有一些談的多一些,有一些談的少一些。比如說,爲什麼會發生金融危機分析的多一些,金融危機之後採取的對策分析的少一些。針對實體經濟採取的措施,成與敗,功與過,討論的少了一些。講需求側的手段多一些,供給側討論的相對少一些。講世界的、美國的多一些,講中國的少一些。這裡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分析成因也好,應對手段也好,都有它的緣由,講應對的對策過程,我們也有成,也有敗,總的來說,我們要記住一點,沒有成功,畢竟金融危機發生了,畢竟影響到了幾乎所有的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這些國家也付出了代價。所以我們講功過的時候,其實是哪種應對相對好一些,即使在好的過程中,也不是無條件的,因爲條件在發生變化。我重要放在應對手段,特別是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影響的應對手段上。

應對上一次金融危機,絕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採取的是量化寬鬆的政策,持續了很多年,可以說持續至今。它的目的是什麼呢?金融危機無論是金融角度來說遭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更重要的是對實體經濟具有長期的影響。因此,大家要做的是要回歸到潛在增長率上去,這個潛在增長率是什麼呢?對於發達經濟體來說,就是它以前的趨勢增長率,比如之前美國是2.5%,今年也許2.8%,至少是超過了過去,因此它開始要回歸,回到了相應的潛在增長率,意味着就業目標也達到了,他們看到了低失業率等等,就開始逐漸退出,開始加息。我們要看到一點,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它是一個成熟經濟體,長期幾十年就是那樣的一個增長速度,比如2.4%,在這種增長速度下,他很明白要回歸潛在增長率,實現V字型的復甦,要回到什麼水平上去,因此他參照以前的增長速度和失業率,它是有據可依的,因此它迴歸了,就可以退出寬鬆的政策。最近美國率先把基礎利率提高了。

中國有一些不一樣,當我們上一次遭遇危機的時候,有一些跟發達國家不同的任務,我們沒有進入危機,但是我們的實體經濟遭受了挫折,因此我們希望迴歸到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上去,當時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什麼呢?大概10%。遭遇金融危機就必然達不到,因此我們就要採取宏觀經濟的手段,要刺激它迴歸儘可能靠近原來10%的目標,當時沒敢說10%,我們說保8%。大家看這個圖,綠色的這條線是當時的實際增長速度,是2007、2008、2009年,這是三架馬車內需中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加上外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紅色的線是當時的潛在增長率,這是事後估算的。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2007年實際增長速度是高於潛在增長率的,但是2008年就出現了實際增長率低於潛在增長率,潛在增長能力沒有充分利用,這時候我們自然要想辦法往上刺激。外需不是我們可以左右的,消費需求也很難在一年中迅速恢復,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實施大規模的刺激計劃,今天俗稱的“4萬億”。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兩個階段:第一,我們迴歸潛在增長率的刺激動機是正確的。第二,我們也的確遭遇了當時的外部衝擊,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2000萬農民工返鄉,不尋常的返鄉,因爲他們不被失業保險覆蓋,丟了工作就先回家了。農民工返鄉意味着週期性的失業。但是,我們取得了好的效果,農民工在春節以後,很快陸陸續續回來了,意味着我們的刺激達到了目標,迴歸了潛在增長能力。

我們的政策也是對的,但是這個政策對是有代價的,就像我一開始說的,在應對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沒有完全成功,因爲代價是必然付出的。實施了4萬億以後,我們解決了當時迴歸潛在增長率的問題,但接下來這個政策有一個慣性,當然我們也不能一下把它斷掉,它很自然的延續了下來,保持寬鬆的宏觀經濟政策,持續多年。當時我們把產業政策、區域政策都和宏觀經濟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加以結合,形成了一個大家多元共振式的宏觀經濟刺激政策,這個刺激政策特別會隨着你的產業政策的延續而保持長期的寬鬆,因此,大家從這個圖也可以看到,我們的GDP這些年保持增長,復甦到正常,但貨幣發行增長更快。我們把GDP和貨幣發行作爲一個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意味着什麼呢?我們現在要取得同樣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習慣要有更高的槓桿、更大更寬鬆的貨幣、更多的貨幣發行。這種情況,造成了我們後來部署去產能、去槓桿、處置殭屍企業等等任務的來源,三期疊加,其中一個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前期政策就是我們金融危機以來實施的廣義的宏觀經濟政策,這個廣義不得了,因爲它天生就帶有把週期性政策變成常態化的趨勢。

這次還會發生外部衝擊,我們要不要採取當年的方式?我們就要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發生了什麼變化,而且這個變化發生的非常早。看這個圖,分類的線是中國人口的勞動年齡,在1980年到2010年之間,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我沒有劃出非勞動年齡人口,非勞動年齡人口在這期間是停滯不動的,甚至略有減少。它的意思是什麼呢?我們還有一個人口指標,叫做人口撫養比,勞動年齡人口能夠支持的非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也就是藍色的線,在2010年之前,人口撫養比是一直在下降的。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人口撫養比迅速下降,意思是我們在這個時期形成了一個人口機會窗口,它有利於經濟增長,而且實際上通過資本的回報率,通過儲蓄率,通過勞動力供給的充足,通過人力資本改善的迅速,通過資源重新配置,導致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有這些因素轉化成有利於中國10%的潛在增長率,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

但是我用綠色的線劃了一條線,就是2010年,這一年我們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一看這個普查數據就發現了一個端倪,就是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到了峰值,那之後迅速減少,當時的國家統計局局長,也告訴大家了,2011年開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減少。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增長率就變成負的,非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就快,這個比值(撫養比)必然要上漲,因此2010年是一個轉折性的年,或者我們可以把它叫做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轉折點。這意味着什麼呢?我們說人口結構是高速經濟增長導致的人口紅利,這個轉折點的到來,意味着人口紅利在消失,人口紅利的消失,就是你的儲蓄水平、投資回報率、勞動力供給、人力資本的改善、資源重新配置效應都會弱化,都是不利於經濟增長的,因此,很自然就會得到一個結論,如果再估算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就會發現這個潛在增長率下降。2012年之後,我們的實際增長速度也大幅度下降,而且下降不是一點,因爲在那之前是兩位數,這幾年每年都往下走。它的含義是什麼呢?實際增長速度,總體上追尋着潛在增長率,而潛在增長率就是我們的增長能力,我們的要求供給和所能夠達到的生產率提高速度。

大家看,2000年是一個大的臺階,在這之前,如果剔除年度的波動,總體來說,潛在增長率就是兩位數,10%。在這之後,第一個臺階是“十二五”時期,我們當時估算是7.5%的潛在增長能力,最後我們實現了7.8%,也還是比較接近的。接下來我們對“十三五”的估算,如果沒有刺激,沒有更大的改革,潛在增長率應該是6.2%,這是整個過程,實際增長率應該是逐漸向下降。當然我們改革,或許在必要的時候會有刺激的政策,甚至過去10年中的寬鬆的宏觀經濟政策還在延續,因此它會使實際增長速度還高於潛在增長率。但潛在增長率是什麼呢?潛在增長率就是實際能力,如果把自己的實際能力用足了,就意味着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不會利用不足。想一想,勞動力是一種生產要素,它不會出現利用不足,就意味着不會有周期性的失業現象,也就意味着我們是充分就業的增長,就是在潛在增長率下進行增長,因此告訴我們一個東西,我們今天應該有一個信心,只要我們的實際增長速度沒有低於潛在增長能力,我們就是充分就業的增長,就不用擔心,哪怕是6%。因爲我們整個“十三五”時期平均6.2%,到“十三五”的末期到了6%,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這個信心應該有,因爲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還沒有這個信心,那時候我們認爲,而且事實上也是,我們的潛在增長率應該是10%。十年以後,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就是我們的潛在增長率大幅度降到了10%以下,這一點是對於我們今天面臨着外部衝擊的時候必須要注意的。

回顧一下上一次刺激政策,導致了一定的後遺症,我們要花很長時間消化,但不管怎麼說,當時的目的是潛在增長率10%,或者更接近一些,因此這個出發點是沒有錯的。持續了十年,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慣性,也有失誤,因爲我們把應對週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用來推動產業政策,用來實施區域政策,這是不對的。反過來用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來補充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對的。因此,我們以後的做法應該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現象,也就是說,採取什麼政策的時候,要把每一種政策效應進行衡量,進行對衝,而不是讓它產生共振,出手要狠,動作要快等等,這些並不一定在每種場合都是正確的。

既然潛在增長率下降到了6%多一點,今天遇到了外部衝擊,我們對美的出口大部分被加了關稅,下一步可能還會下來再加關稅,影響到了我們的外部需求。內部需求,消費仍然是要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要假以時日,接下來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在投資需求上,多少會有一些刺激的政策,這些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點,不要回歸到10%,也不要說8%,而是說和今天的潛在增長能力相適應,6%或者略高一點的速度足以,否則我們十年的教訓就白費了。

最後我想說一點,在應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時候,我們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從金融等各個方面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今天大家有越來越多的共識,我們對外開放必須以國內加快改革爲前提,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對外開放是一個信號,別人對這個信號做什麼樣的反應,取決於他對你的信任,而對你的信任取決於我們國內的改革。改革開放從1978年就變成了一個專用詞彙,兩者是不可分的,因爲對外開放意味着我們採取市場配置資源的體制,兩個分開了就不可能讓這個體制是完善的,因此,我們今天應該心無旁鶩的推進改革和開放,這樣可能從根本上能夠解決外部衝擊的問題。

我就講到這裡,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