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之莊子導演的逍遙遊:做人無奈,不想製造新生命

記者林映妤/專訪

小平頭小鬍子,戴着黑框眼鏡走進辦公室,很瘦很瘦,還微微駝背,舉起手靦腆地打招呼:「嘿…!」親切的阿伯,擁有臺大哲學系、師大英語系雙學位,栽進紀錄片裡,一拍就17個年頭。他是紀錄片《無米樂》、《牽阮的手》導演,也是《大佛普拉斯男主角菜埔」,莊益增,大家都叫他莊子導演。

課本上學到的莊子處於亂世而明哲保身,叫這綽號,讓莊益增的性格似乎也同莊子一般逍遙自適。他愛喝酒,從年輕時就天天來上好幾杯,曾經想過自己都已經喝到成癮,像是酒精中毒,還是別喝了吧!戒了一兩週,身體感覺好些了,他心想:「又能再繼續了。」訪問當天正好還是他戒了2個月後再解禁的重要時刻。

▲《大佛普拉斯》莊益增。(圖/記者季相儒攝)

曾經有次他喝到爛醉,騎摩托車回家的路上在橋上自摔,莊益增站起來、扶起車,醉醺醺地再騎回家,回到新店山上他倒頭就睡,醒來才發現自己鎖骨斷了,身體左半邊還噴了一堆血。老婆出外拍片不在家,他打給朋友,才趕緊把自己給送進醫院。「還喝嗎?」、「當然當然,照喝!」

後來2006年他拍紀錄片《牽阮的手》,發現長期酗酒,讓他體力精神都不好,便下定決心一路戒到了2010年,從一年365天大幅減到一年只剩20天,「身體又變好了,所以從2010年又繼續喝,這就像毒癮一樣嘛!」所以他暗自決定,以後每一年都要戒3個月、喝9個月,對他來說,一種是善待身體,另一種是餵養心靈

不過戒酒對於他來說不是人生最困擾的事,煩的是他的思考無法停止。「我覺得我是很虛無的人,我們被生下來,那是一個很無奈的事,『做人』很無奈。我從18到現在51歲,一直在找『人生的意義』,或許這個問題不會造成你們的困擾,但會造成我的困擾。」

他指着地上,彷彿那有個黑洞,「我現在的答案是,人生沒有意義。我把那個答案放到下面去埋起來,它現在無法干擾我了。」不過這答案哪來?就連讀哲學的莊益增也沒找到生命的出路,他就是知道,人生其實沒有意義。所以他說,自己不生小孩很大的原因是這個,「我就不想主動去製造一個新的生命,讓他去面對這個問題,我老婆也是這樣想。」於是2人達成共識不生小孩。

▲莊益增認爲人生虛無,不想生小孩。(圖/記者季相儒攝)

以上聽來莊益增是個經常隨着自我慾望、相當任性的人,事實上秉持着「出世」精神的他卻做着最「入世」的事。問到怎拍起紀錄片,他透露都是當時的女友、現在的老婆顏蘭權因爲要拍921紀錄片,沒錢,團隊的人全跑光,他看着一介弱女子獨自辛苦很心疼,便加入幫忙,然後成了一條「不歸路」。

「我愛七逃,命好啦!整天吃飽、七逃啊,我朋友很多,串門子喝酒,35歲前、2000年前,我都是過這樣的日子。」結果也不知道是不是陷入「愛情的陷阱」,莊益增開始陪着女友拍片、當起助理,然後幫着幫着,他也一部部拍成了導演。

嘴上碎念着都是因爲「一念之仁」,自己才走了歹路拍起紀錄片,但藉着《無米樂》攫取臺灣社會目光,跳脫批判的框架,其實他已然掀起一場溫柔的革命。莊益增自嘲拍片很弔詭,因爲有案子上門,合約簽了可以先拿到30%的錢,這些錢可以先拿去還債、解決生活困難,但因爲被套牢了,就得生出片子,拍片時又要到處借錢,成爲一個惡性循環。

兩夫妻曾把長輩留下的金子全賣掉,拿去買剪接電腦的硬碟,幾萬塊也必須花,然後日子省省得過。他們後來住在通化街,租一個很舊的臺電宿舍,6、7坪,一個月租金6、7000元,「拍片不可能會翻身的。」近年他們轉往高雄定居、教書纔有穩定收入,但也只教到這個學期,日子還是走一步算一步。

他說:「拍紀錄片很辛苦啊,其實是在當義工嘛,個人薪資都是零,有夠微薄的。」他們平常還要接一些可以賺錢的案子來養紀錄片,所以一年的時間裡,有一半拍紀錄片,另一半得拍可以賺錢的小案子來維持生活。

▲莊益增嘴上抱怨,其實對拍片還是有無限熱忱。(圖/記者季相儒攝)

抱怨歸抱怨,還是照拍無誤,他對影像、對臺灣、對本土的熱情,淹沒在那些用現實堆砌的言語中,聽得出來其實他還懷有滿滿的愛。問了莊子導演的生日,1966年1月21日,沒有意外的跟我一樣是人人稱作怪咖的水瓶座,我們笑着起身握手,原來是兩個矛盾的綜合體聊天

當了導演這麼多年,忽然搖身成爲《大佛》男主角,莊益增這倒無法如此淡定,坦言對錶演跟票房擔心死了,就怕拖累這麼用心劇組。不過其實他的演出獲得很高的評價,因爲底層素人生活化,就是導演黃信堯要的那種味道,不須刻意雕琢,只需發揮本色

《大佛普拉斯》用黑色幽默稀釋了對社會威權、體制的尖銳提問,不讓「你真的知道佛像裡是什麼嗎?」、「你知道你在拜的是什麼嗎?」等問題這麼赤裸裸的曬出。問他,你覺得電影要講什麼?他只說:「就小人物的故事啊。」不過莊益增樸實的詮釋卻推動了電影的齒輪、扭緊觀衆的心,看似輕描淡寫,卻紮實地敲響了那三聲臺灣人民的無奈。

►電影新聞+實用資訊,加入『ETNEWS看電影』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