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人看臺灣》還原兩岸關係的「本來面目」
《本來面目》歷時2年製作，如實回顧聖嚴法師一生與佛法的緣起與生命的實踐。（牽猴子提供）
近期在兩岸文化界引發熱議的話題是一部記述禪宗大師一生行誼的紀錄片——《本來面目》。該片真實還原了法鼓山創辦人聖嚴師父的八十載生命歷程，原定於2019年聖嚴師父圓寂十週年上映，後因疫情，甫於今年和觀衆見面。該片導演張釗維曾執導描寫國軍空軍戰史、獻禮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電影《沖天》。若要用三句話概括這部電影所呈現的聖嚴師父應該是：「平凡人做出的不平凡的事業」、「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以及「風雪中的行腳僧」。
聖嚴師父出身大陸清寒農村，20歲隨軍來臺，後二度出家，甚至遠赴日本，成爲佛教界攻下博士學位第一人。50歲時在美國建設道場開始弘化事業，60歲創辦法鼓山，70歲在聯合國「世界宗教及精神領袖和平高峰會」發表講話，90歲圓寂。縱觀法師一生，歷經貧窮、戰亂、流離失所、人情冷暖，體悟到死生無常、人世滄桑。他不僅從未忘卻最初促使他出家的因由：「佛法那麼好，知道的人那麼少，誤解的人那麼多」，更用盡了一生去探尋如何在中國傳統中走出一條適應現代人需求的創新之路。
聖嚴師父的當代佛教創新之路歸結到四字原則就是「返本開新」，「返本」是迴歸中國佛教傳統之本，「開新」是開創中華當代文化之新。這四字即是啓發反思兩岸關係的第一點。
聖嚴法師從未拋棄過「中國人」身分，更指出法鼓山乃至臺灣佛教的發展應「立足中華，放眼世界」，這樣的「中國色彩」、「中國性」在今日的覺青族羣來看可能甚爲礙眼，可是並未妨礙法鼓山長期以來享有「臺灣佛教界清流」的美名，以及在年輕族羣中的接受度，其原因在於沒有財務、政治方面的爭議。
更有甚者，由於聖嚴師父曾對同婚議題如是評論：「我看到許多同性戀者，他們都很優秀，很善良，在各行各業都有傑出的表現，可以說是高品質的人。他們相愛，同居，甚至結婚，改變了兩性結合的家庭結構，他們的身心家業是否能安定？如果可以，那就沒有什麼不可以接受的了。」
這番話每每在社會各界爭論同性婚姻時，被擁護進步價值的族羣奉爲圭臬，甚至是要求保守人士學習的榜樣。但這並不是說，擁有所謂的「中國性」、「中國」認同不會被視爲異己而被排除；而是說，若想要被接納，就必需附加新的價值追求。因此，在基進族羣中，「拒中」和擁抱進步價值是一體的，非此不能展演出自身與對岸的差異。而這正好與「返本開新」背道而馳，故而預示了必然的失敗。法鼓山之所以能最先在美國立足，進而在臺弘化、走向世界，靠的是「法乳」、「法源」，即所謂「中華禪法鼓宗」乃是承繼中國傳統曹洞宗、臨濟宗兩大法脈，因應當代需求而生的。
聖嚴法師接續中國禪宗法脈，去日本學習佛學和日式禪宗修行方法，後赴美國弘化，又回臺灣傳法的經歷，正可以模擬臺灣近代以來的歷史文化發展脈絡。意即中華文化、日本文化、臺灣鄉土和美國文化的結合。聖嚴法師之所以能夠在美國站穩腳跟，靠的不是日本的禪宗，更不是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神佛部分的民間信仰，而是中國禪宗的「本來面目」。2000年，聖嚴法師出席在聯合國總部舉辦的世界精神領袖高峰會，可謂是臺灣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國際能見度」的最高峰，但是這也是憑藉中國禪宗大師的象徵意義得以達成的。所以說，拋棄文化母體，既不可能在非西方世界立足，更不可能建構所謂的「主體」，充其量只是「空白的主體性」，歸根結底還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因此，將「中國性」作爲一種身分上的、思想上的資源，可以獲得更多的能動性。
與之相對立的，是全然的「返本」。一味的「返本」只會將糟粕、壓迫重新建立起來。所謂的「女德班」和一些「新興宗教」、「讀經班」都是重建等級秩序的顯例，而這也是外界所擔憂恐懼的。
■好好傾聽——放下虛假的尊嚴
身分能動性的獲得和使用，必須接受新的思想資源和多元的身分選擇。也就是所謂的「放下」。《本來面目》片中論述了聖嚴法師的數次放下：放下紅塵出家、放下習性、放下批判起而行、放下名位，最重要的是放下當師父的身段，這樣才能走進大衆的心房。換言之，放舍諸相中最重要的是放下虛假的尊嚴。
中國人的特質之一在於好爲人師，臺灣的某些基進族羣「抗中保臺」的言行完美地踐行了這一特質，用非常「中國」的方式「反中」。在他們看來，兩岸關係不僅是文明與野蠻的關係，更要把那些「野蠻」的「故事」說得「三人成虎」，只有這樣才更能彰顯自己的「文明」，殊不知這是一種比「野蠻」更野蠻的拙劣演技。解決之道只有「放下」，因爲這類言行只是虛僞、虛假的「尊嚴」，其背後暗藏的是自卑和自恨：自卑的是自己遠不如心中香格里拉的西方國家那般「文明」；自恨的是自己身上抹不掉的中國印記和基因。對一些曾深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影響的人而言，這樣的思維則要更進一步：時時區分「文明」與「野蠻」還是不夠的，還要用「文明」西進，去教化「野蠻」。對他們來說，是否使用了「中國」的方式去教化還是「反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野蠻人」沒有自我辯解和證明的機會與價值，除非他們「用文明來說服我」。
中國大陸的尊嚴需求來源於所謂的「百年國恥」。這一表象下的心理是唯恐自身被排擠於國際社會之外，因而需要時時刻刻確認關係。對他來說，相較於獲得「自家人」的承認，獲得「外人」承認更爲重要。換言之，名位比名分更重要。對他來說，如何給自家人定立名分，定立怎樣的名分，必須服務於自身在外部世界中排定名位的目的。這樣一種階序性的思考，也難以獲至平等、深入的對話，即便這在他看來並非是核心關切和需求，但也需接受其導致的結果。
所以說，與其維護一個虛假的「尊嚴」，不如好好傾聽，這樣也許才能真的走進彼此的內心。「放下」手段，是過程，是條件，只有這樣纔能有助於「返本開新」，找到共同的立足之道和立足之地。(演攝/臺灣大學政治系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