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如何延續地方記憶

(圖/本報系資料照)

大學參與永續,責無旁貸。至於地方學與城鄉永續的意義包羅萬象,或許可以先從方誌說起;說方誌,當從第一本正史《史記》說起。

《史記》52萬多字,跨越2500多年的歷史,以人物爲主,旁及思想、制度沿革以及歷史脈絡,已經相當具有百科全書式知識系統的基礎。司馬遷自述他編寫《史記》,是要繼承孔子編修《春秋》「撥亂世,反之正」的精神,試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就是區別大自然力量與人類行爲,超越個別歷史事件,找出變遷的通則。

《史記》確立了後世史書的體例。在此之後,《漢書》新增了〈地理志〉與〈藝文志〉;《後漢書》着墨於人物的文體著述;《三國志》則是以主題式史觀,重視正統,聚焦三國的興衰,這是陳壽貢獻,南北朝裴松之增補了三倍的註釋,豐富了人物等珍貴史料,也讓《三國演義》的衆多人名都能有根據。

撰寫方誌的前輩作家盛清沂在爲西元1988年出版的《板橋市志》寫序言時曾經指出:「作史之難,莫難於志,作志之難,莫難於鄉鎮市志」。原因在於文獻稀少,訪談不容易。連全臺人口最密集的板橋要寫鄉鎮市志都這麼難,遑論其他。

以往主要由專家進行的方誌,在1998年出現打破許多傳統的變化,後來出任國史館館長的臺灣大學歷史系吳密察教授在當年提出「大家來寫村史」計劃,強調從民間的底層出發,鼓勵由下而上、不拘形式,分別寫下各自對地方的記憶或是歷史見聞。

回顧過去,民間底層本來就會藉由口述、甚至是書寫來記載家族史以及地方事,偶而也成爲方誌的參考資料。但是吳密察教授提倡大家來寫村史,不只把方誌的歷史書寫從歷史學者手中分享給地方人士,更重要的是解放地方史的呈現方式,不必再受限於傳統的史書體例。

進一步來看,不只可以不要受限傳統體例,更有積極突破傳統體例的三不原則:不要史料彙編,不要類似傳統的地方誌;不要學院派的專着。

英國學者湯普遜強調:「通過地方史,村莊和城鎮可以探索其自身變遷性質的意義」。這樣的村史呼應了孔子編修《春秋》以及司馬遷撰寫《史記》的主觀精神,能思辨並探索未來方向。

大學能對永續發展做出許多貢獻。以人文與社會科學系所爲例,都可投入地方史的訪談與記載,而傳播系所還能着重在影像化與行銷,一起紀錄過去與當下、更要探索如何迎向未來。(作者爲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歷史小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