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慢就業”,輔導員老師爲勸學生“說幹嘴、跑斷腿”

“找工作了沒?打算什麼時候找呀?”

最近這段時間,華東某高校畢業輔導員彩霞老師每次見到學生,就會“本能”地冒出這句話。

學期她每天的“頭等大事”,就是和學生聊就業。她帶的班上有60個學生,幾乎一半的人她都深聊過。日常用微信語音電話聯繫,短則七八分鐘,長則半小時。此外,她還經常走進寢室,和學生面對面交流,先“陪聊”生活話題打開對方心扉,然後苦口婆心地勸其就業。有的學生雖然態度還好,但會找出各種理由太極;有的學生乾脆“失聯”,短信不回,電話不接,只能緩一陣子再勸。

近年來,大學畢業生“慢就業”現象較爲普遍,給高校就業指導工作帶來一定的難度和挑戰。由於就業率的剛性要求,直接面對學生的輔導員老師,往往成爲就業工作壓力層層傳導的終端。在這場圍繞就業的拉鋸戰中,出現了學生不急老師急,爲勸就業輔導員老師“說幹嘴”“跑斷腿”的現象。

勸就業需要特別講究方式

“一個班裡,總有那麼三五個人找工作不慌不忙。”在一所高職院校工作的95後輔導員劉偉立坦言,儘管大部分學生都會積極努力地求職,但每年總會有部分就業觀念比較消極的學生,約佔總體數量的20%。“他們總愛找各種說辭,比如要等考完駕照再去找工作,或者乾脆表示暫時不打算就業。”

對於這些學生,劉偉立生怕話說重了、逼緊了,造成他們反感,因此,溝通時需要特別講究方式。長此以往,他還總結出了一套“勸就業話術體系”。

“電話裡,我一般會先問一下學生的就業意願,如果對方想慢慢找工作,我會提示他‘應屆畢業生’這個身份很寶貴,可以抓緊利用畢業季找工作,別錯過了這個時間段。”劉偉立回憶,電話那頭的回覆基本都是“好的”二字。

此時,劉偉立會進一步追問學生目前的就業意願是什麼,包括地點、行業、薪酬等考慮因素,如果學生回覆了,劉偉立會跟着補充問一句:“你通過哪些渠道瞭解就業信息?”

但收到的回覆往往都是:“我就在網上看了一下。”

劉偉立會耐心地繼續勸說:“平時可以上教育部門的就業網站,關注班級羣就業信息,以及一些求職App,定時關注一下就業信息發佈……”但大多數學生的回答還是隻有兩個字——“好的”。

“我一般都是先問意向,再看我自己手上有沒有合適的崗位資源推薦,用相對軟性的方式引導學生就業。”每次溝通結束後,劉偉立都會心生無奈。在他看來,就業是學生自己的事情,如果學生就業目標明確,慢一點就慢一點,“但那些一問三不知的學生,真讓人着急”。

採訪中,不少輔導員老師反映,身上的壓力與校方就業率統計有關。一方面,教育部門對學校就業率要求很高,初次就業率需達到80%至85%,但上報統計截止時間往往設在8月底,這造成高校催着學生就業的現象,這種壓力自然傳導給輔導員老師。另一方面,每年都會有相當數量的考研二戰”的學生,如果還沒有籤就業協議,也會影響當年的就業率,這部分學生也是“重點”“難點”。

安徽合肥某高校畢業班輔導員呂帥所帶的班上大概有40%的學生優先忙着弄畢業論文,總想着畢業後再找工作。從今年3月起,焦慮就伴隨着他。每週,呂帥會把所有學生電話都打一遍,詢問其找工作的情況,一旦有學生說自己正在求職,相隔一週,他就會追問進展。

電話裡,他儘量讓自己的語氣變得“親切”:“最近怎麼樣啊?工作可找到了?你有什麼打算?”但是,很多選擇考研“二戰”的同學明確地回絕:自己不着急,還年輕呢,考研能有更好的工作,考不上的話再找工作也不遲。

百般勸說卻抵不過同齡人的一句話

據方彩霞觀察,近幾年,每年都會有20%到40%的學生不着急找工作。導致這些大學畢業生“慢就業”的常見原因包括:有些人考研失利,但不甘心,選擇繼續“二戰”;有些人則爲了考公務員或事業單位,一心在家複習;也有少數學生單純躲避就業。

她分析,一方面受疫情影響,有的學生感受到了就業壓力,會優先選擇體制內的單位,覺得穩定;還有一部分學生家庭條件優越,不急着找工作,想要“緩衝”一段時間。

家長的態度也是決定學生就業心態的關鍵因素。方彩霞在接觸中發現,有的家長過於寵溺孩子。她帶的班上有個學生的父親在溝通時表示,自己女兒儘管大學畢業,但年齡還是太小了,快速進入社會不一定適應,捨不得她出去找工作。還有的家長認爲,現在社會上本科生太多了,和讓孩子就業相比,讀研、讀博把學歷提上去了,再找工作纔是更好的選擇。

劉偉立記得,他的一位輔導員同事在電話詢問學生就業情況時,對方家長奪過電話,用憤怒的語氣質問道:“你們學校就一定要求孩子現在就業嗎?”

那位輔導員只能無奈地回答:“這個不是強制的,我們只是關心一下學生現狀,具體我和您解釋……”

在劉偉立看來,家校之間要互相理解,在學生就業的問題上,大家的力往一塊使,才能幫助學生端正心態,作出最適合自己的人生選擇。

和家庭相比,同齡羣體的影響也不可忽略。方彩霞觀察到,在同宿舍或者是班級的同學之間,會產生互相影響的情況。有的宿舍,有一位同學奮戰考研,另外3人也認真看書,互相比着制訂學習計劃。但同一個宿舍裡,只要有一個人不想就業,這種情緒會迅速擴散開來,導致其他3人找工作都不積極。他們的心態就是,反正大家都不急,我也無所謂。

方彩霞說,輔導員的百般勸說,往往抵不過同齡人之間的一句話。每個學生的成長經歷和家庭背景不一樣,輔導員老師只能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和學生、家長多溝通、換位思考,最終引導他們作出最合理的選擇。不管是就業還是慢就業,每一份經歷中的試錯、挑戰,都是人生財富。

辯證看待“慢”,“三位一體”促就業

“慢就業”是否就要一棍子打死?對此,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副教授王雲飛認爲,不能一概而論,應當辯證地看待。“對於積極、合理的‘慢’,社會應當給予充分理解和包容,但被動、懶惰的‘慢’,必須引起警覺和反思。”

王雲飛指出,如果學生是充分評估形勢之後作出“慢就業”決定,在畢業後的一段時間裡選擇支教創業等方式,規劃人生方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學生可以利用這段‘等待期’,學習新的知識,蓄勢待發,不僅能提升自身能力,還可以減輕社會的就業壓力。”

對此,劉偉立也觀察到,其實一部分慢就業學生的心態是積極的。“比如,有人想在目前實習的公司體驗一段時間,學一點真本領,再決定是否留下來。應該支持鼓勵這部分同學,因爲他們有着明確的目標。”

王雲飛認爲,如果大學生慢就業的決定是盲目的、草率的,選擇各種理由來逃避競爭,“慢就業”就變成了一件壞事。“這時,家庭、學校需要通過說服、引導工作來解決問題,政府部門和社會則要多多宣傳,形成鼓勵就業的氛圍,使年輕人積極地面對社會、規劃生活。”

在安徽省一所高校負責學生就業指導工作的李亞呼籲,政府部門還需要從宏觀上設計、出臺鼓勵畢業生積極就業的引導政策。比如,在考研、考公、考編方面,應重點鼓勵有工作經歷的畢業生報考,而不是像現行政策下,側重招聘應屆畢業生和畢業後兩年內未就業的畢業生。“雖然這種制度的初衷是解決未就業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卻成爲影響畢業生積極就業的因素之一。”

此外,在他看來,輔導員雖然是就業指導的骨幹力量,但身兼太多工作,不能把所有的擔子都壓在他們身上,要適當釋放壓力。“高校應該將就業指導當成專業性工作看待,加強輔導員職業規劃與就業指導能力培訓,要促進市場與高校的對接機制,依託社會上的人力資源機構的力量,加強學生就業指導。”

王雲飛也指出,儘管“指導學生就業”屬於輔導員的工作職責範疇,在就業波動較大時期,爲輔導員減負和鬆綁是必須的。爲此,學校、院系領導、任課老師都應“全員參與”,幫助畢業生明白就業的意義和掌握求職的方法。

李亞建議,要努力推動構建學校、家庭和社會三位一體、相互聯動的就業指導格局。一是要強化學校教育,通過課程、管理、服務等載體,強化勞動教育和就業教育,幫助學生正確認識宏微觀就業環境,提升就業、創業能力;二是要強化家庭引導,通過父母傳導、家庭薰陶,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和就業理念;三是要強化社會服務,要在全社會凝聚職業平等、勞動光榮的價值共識,扭轉用人單位“唯學歷”“唯帽子”的導向,積極爲應屆畢業生提供就業指導服務。

(應採訪對象要求,方彩霞、劉偉立、呂帥、李亞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