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銀幕上看《氣球》,一場視覺與心靈的雙重盛宴

氣球》是萬瑪才旦的最新力作,這部影片,萬瑪才旦延續了他展現藏民日常生活的創作初衷,在主題表達和視聽語言的呈現上也愈發精準動人。不得不說,在大銀幕上看《氣球》,是一場視覺心靈雙重盛宴。或許,我們可以把《氣球》看作萬瑪才旦創作的新起點。

小說電影:豐富的,簡化的

看《氣球》的海報,第一時間會被裡面的紅氣球攫住目光,影片的故事就緣起於此。萬瑪才旦自陳,上大學期間,他在中關村的街道上空看到飄着的紅氣球,就覺得這個意象很有電影感,從“紅氣球”又聯想到了“白氣球”,因爲小時候時常遇到孩子們把大人用的避孕套當“氣球”玩的事,由此就延伸出了整個故事的框架。

小說《氣球》最早發表在《花城》雜誌上,講述了藏區牧民達傑一家的故事。達傑的父親不幸病逝,上師預言老人的靈魂將會“轉世”到自己家中,此時妻子卓嘎恰好懷孕,彷彿印證了上師的話。卓嘎因家裡經濟困窘想要打胎,但丈夫達傑和兒子江洋都想讓她生下這個“輪迴轉世”的孩子,家庭矛盾就此產生。而這一切追根溯源,是兩個小兒子將避孕套當成玩具拿走了,他們以爲那是“氣球”,導致已育有三子且積極避孕的卓嘎最終意外懷孕。

讀萬瑪才旦的小說很容易產生畫面感,閱讀的過程就像在觀看一部意象豐富的劇情短片。小說體量小,不足以支撐起一部劇情長片,於是改編成電影后,萬瑪才旦豐富了在小說中原本戲份不多的尼姑卓瑪這一人物,還添加了她的前男友德本加——也是她大侄子江洋的中學老師,通過卓瑪的感情命運與阿姐卓嘎形成呼應與對照。

當然,電影也有對小說簡化的地方。在電影中一晃而過的學校牆畫,講的是小說中提到的一個藏族民間寓言故事《和睦四兄弟》。大象、猴子、兔子和鸚鵡四個動物,他們想要結拜爲兄弟,並且通過他們第一次來草地時看到的一棵樹的生長狀態分出了長幼,大象是年紀最小的。江洋從學校回來與兩個弟弟排練了這個節目,拉着爺爺演大象,爺爺抱怨說我演大象怎麼反倒成最小的了。後來爺爺去世了,四兄弟就缺了一個,而卓嘎的懷孕恰好與這個故事相呼應,如果她把孩子生下來,和睦四兄弟的故事就圓滿了。

晃動的鏡頭,分割的畫面

相較於文字而言,影像對內容的傳達更爲直觀。萬瑪才旦與攝像師呂鬆野的第三次合作顯得駕輕就熟,這讓《氣球》傑出的視聽語言令人印象深刻。

基於視聽語言應當爲劇情和主題服務的前提,萬瑪才旦在《氣球》中首次採用手持攝影。影片中,每個人物都處在一種不平靜中。達傑與卓嘎因爲父親的病逝以及卓嘎的懷孕印證上師預言而產生分歧;卓瑪與前男友德本加的突然見面也讓她陷入不安……依萬瑪才旦所言,在不甚穩定的手持攝影中,鏡頭的晃動更有助於表達被拍攝人物內心的矛盾。

電影對於顏色的運用也鮮明生動。比如意味着生死對比的紅白氣球,海報上卓嘎抱着的紅氣球,不正是她懷孕的樣子嗎?而每當大面積的藍色出現,就意味着即將進入沉鬱奇幻的想象空間

畫面分割在《氣球》中隨處可見。萬瑪才旦流暢地通過煙囪、門窗邊框等實物或線條分割畫面,以暗示人物的立場和關係。當達傑提起賣羊後,卓嘎每次講話時都會被前景建築物遮蔽,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這意味着在賣羊這個問題上,兩人意見並不統一,而卓嘎沒有發言權,因此其身形是隱匿的;當卓嘎告訴達傑她懷孕的消息時,達傑處在通過窗框分割的四分畫面的右上位置,是一箇中近景,而卓嘎則從遠處走到畫面左下框玻璃破碎的一角,爲全景,僅從這一鏡頭就能看出卓嘎在生育問題上的弱勢地位,即便懷孕的是她本人;當兩人躺在牀上,卓嘎試圖與達傑討論打胎的可能性時,兩人僅佔據畫面三分之一,頭上、腳下都被遮擋,很容易讓人體會到意外懷孕給這個家庭造成的巨大壓迫;卓瑪與前男友德本加出現在同一畫面中時,也始終被電線杆的攀線分割兩邊,暗示着兩人終會分離的結局;而卓嘎與女醫生周措的短暫會面,兩人也被房間的柱子分割,清晰地表明她們在生育問題上想法的差異……

氣球、羊、“夢中捉痣”

萬瑪才旦的前作大都賦予許多平凡事物以豐富的象徵意義,極大地增加了電影的解讀空間,《氣球》亦是如此,豐富的意象給予了影片更多值得品味的意涵

談及影片的兩個重要意象,首先要提的就是氣球。電影以白“氣球”開始,紅氣球結束。看過《蒙古精神》(1991),你就會直接領會到避孕套指代的是現代文明下的規則與秩序。因爲在《蒙古精神》裡,主人公是蒙古族牧民,同樣育有三子,妻子想要避孕,但丈夫無法接受使用避孕套——也就是無法接受其所代表的現代規訓。私以爲《氣球》比之更進一步,其內化爲生活習慣的宗教信仰與困窘現實的矛盾顯得更加不可調和。影片開頭空中劃過的飛機,在廣袤藍天飄蕩的紅氣球,不也正是現代文明輻射傳統文化的體現嗎?隨着那一聲哨響,結尾的涵義更加雋永。

另一個重要的意象是羊。影片多次以羊喻人,卓嘎數次在言談中說達傑像種羊,而達傑也曾表示“兩年沒生羔羊的母羊即便聽話也沒用了”。達傑與種羊,卓嘎與母羊,甚至人類與羊羣之間互相指涉。羊需要增產,而人需要控制生育,對生命的思考便始於此。

還有象徵轉世的痣,象徵藏地傳統的馬……結合“夢中捉痣”及夢境中已逝的爺爺漫步黃昏青海湖邊等超現實情節,導演巧妙地對“轉世輪迴”的思想予以了理智的反思。

從信仰裡悟透解脫

還是被枷鎖綁縛?

《氣球》的主要矛盾誠如其宣傳語——“當信仰的堅守與現實的困擾相沖突,是從信仰裡悟透解脫,還是被枷鎖綁縛?”

當信仰成爲生活,對於卓嘎而言,她是否打胎其實是註定的,即便電影給到一個開放性的結局。正如陳丹青所言,這是導演的善良,可能不忍心剝奪觀衆們最後的想象空間。

卓嘎不像女醫生周措,對女性並非生育機器這個事實能夠有清晰的認知並貫徹執行,卓嘎本身就是個矛盾體。一方面,在各方面因素,當然最主要的是經濟因素影響下,她積極避孕,嘗試結紮,甚至爲墮胎也努力了一把——雖然在丈夫和兒子的共同阻攔下失敗了,但也不能否認她有微弱的女性意識的覺醒;而另一方面,面對妹妹卓瑪的感情問題,卓嘎又不假思索地成爲維護傳統的封建家長角色,完全不給卓瑪自我處理的空間。在打胎失敗後,她曾對卓瑪說,或許自己也出家的話就沒這麼多牽掛了。通過兩人隻言片語的對話,我們完全可以推測到卓瑪命運的不順暢。電影中,卓瑪前男友寫的書也叫《氣球》,這種刻意的安排讓我們將卓瑪視作出家的卓嘎也未嘗不可。

《氣球》當然不是一部女性主義的作品,它並未脫離萬瑪才旦現實主義寓言式電影的範疇。導演對女性個體命運的審視,是與藏族文化和社會命運相結合的,傳統思想與現代意識共存的卓嘎,又何嘗不是族羣的縮影。

綜觀萬瑪才旦所有的藏語電影,他始終是以本民族的平視視角去展現藏人社會在傳統與現代、保守與革新、信仰與現實之間徘徊的狀態,不宏大,不獵奇,飽含着對家鄉和族人的溫情凝視以及自身的理性思考。

說到底,萬瑪才旦關注的其實是普遍的人性,只不過,他恰好是一位藏族導演。(楊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