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部會長官 沒有自己的班底──博士之父從政心路（二）

1998年的中央研究院大門。（姜永年攝）

假使此時有人步舊金山會議中張君勱氏的後塵，是否能得同樣的效果固不能必，但果能因此而促聯合政府之成立，則個人犧牲亦甚值得。我想到這裡，心裡不免有些活動。次日，我的至友某君又奉蔣先生命，繼續相勸，其理由和我昨夜所想像者相同。經過這一番的磋商，我才決定參加政府。

與敵人妥協萬萬不可

在我決定參加政府以前，我的全副精神集中在我之參加是否對政治發生影響，卻沒有絲毫想到行政方面。等到決定了，纔開始就行政方面略事考慮。我認爲經濟部演變到了那時候，其範圍已縮小了許多，和抗戰初期的經濟部，包括農林水利勞工各種行政者，大不相同。實際上那時候的經濟部，除了附屬的資源委員會還有些實際事業可辦外，祇剩下工電商的行政與其監督權而已。

我自知對於經濟行政毫無經驗，惟對於資源委員會所轄的各單位國營事業，或者還可利用平素對工商管理的研討與經驗，爲多少的改進。但在我的任命發表之前一日，行政院決議資源委員會改隸行政院；這在蔣主席堅邀我出長經濟部和後來行政院宋院長和我晤談的時候，都沒有提及，或者是因爲蔣宋兩先生和我個人都過分注重政治方面，而沒有顧到行政方面之故。

我既然經過堅辭和熟慮之後，業允參加政府，對此一事當然不甚縈懷。我認爲既已決定爲黨外人士參加政府的前鋒，譬如祇當一個不管部閣員，也無不可。後來有些人頗以爲資委會獨立後的經濟部職權太小，不足以供我的發展，我卻不作如是想，祇望能因我之率先參加政府，而促使聯合政府之早日成立，並且自願作一時的過渡，至將來聯合政府成立，我之加入與否也毫不在意。

但是我此次之參加政府，至少在兩方面變更了我的原計劃。其一是公的方面，就是原想在各方面一起加入才參加的，卻因一時的情感所動，而妄自比儗舊金山會議的先例，以致提前單獨參加。事後思之，這卻是一種不自量力的錯誤。其二是私的方面，就是原擬以半年或一年時間，完成未了的寫作，以加強個人的經濟基礎，俾從政後不致有內顧之憂；此時既提早加入，亦使原計劃變更，惟常有出乎意料之一事，可抵補此項經濟上的損失。

原來我在戰前，曾以多年積蓄在上海北四川路底建有房屋一所。一二八戰事的前夕，在我家人臨時遷居租界中區幾日以後，我還獨自回家住宿，與藏書爲伴，僅於戰火爆發之前半小時獲得消息，倉卒離開，倖免於次晨日本便衣隊之搜捕殘殺者，間不容髮。停戰後，我家便留居租界，而以該房屋租給他人。八一三戰事起，該房屋復爲雙方　火的集中線。不久，我到了香港，接到該房產通契註冊的瑞士籍某洋行函告，謂房屋尚完好，查明爲日本商人所佔住，彼以中立國洋商的資格，可與商定租約，徵收房租。我的回信是「不願與敵人作商行爲」，換句話說，就是給敵人強佔固無辦法抵抗，但如與訂租約，便是與敵人妥協，那是萬萬不可的。

後來太平洋戰事起，我長留重慶，聽說美國飛機不時轟炸日本司令部一帶，我的房屋就在那裡，能否倖存，早已置之度外。不料復員後，發見該房屋並無毀損，祇給強佔的日人把內部完全改裝爲日本式。在我收回該房屋後，一來沒有這麼多餘款可將內部的日本式恢復原狀，二來因被迫提早從政，爲着加強經濟自給的基礎，便把該房屋出售了。所得的售價，便足供若干年生活費的貼補；因此，我所預期的寫作收入，也就獲得補償，而短時期內不致有內顧之憂。

開罪上海工商界？

我在就職以前，因上海是工商業的中心，須先往該地訪問許多工商界領袖，徵求對於經濟行政，實際上祇是工商行政的意見。那時候，上海工商界以我在戰前久居上海，而且辦過工商事業，以爲我之出長經濟，自然對於上海的工商界有所協助，因此備極歡迎。但是聽了許多意見以後，我曾經對幾個朋友發表感想，認爲上海工商界今日對我的莫大期望，不久或會失望，甚至或會因失望而作熱烈的反對。想不到我這一項預言，後來竟應驗了。這是我的錯誤，或是故意開罪上海的工商界嗎？且待下文分解。

我擔任部會長官最大缺點之一，就是沒有班底。我不是沒有自知之明。在重慶的時候，我常常這般想，如果將來聯合政府成立，我是不能不參加的話，與其任部會長官，無寧任國府委員或不管部的政務委員，就是這個緣故。但是蔣主席和我的有些朋友，或者因過分重視我復興商務書館的成績，卻希望我擔任實際的政務。

記得在政治協商會議閉會後不久，蔣先生曾對我表示，在聯合政府成立時，擬以我爲國府委員併兼任行政院一個部的長官。我那時候曾經表示，如果國家需要我的話，我因爲沒有行政經驗和工作班底，寧願專任國府委員，而不兼長部會。此次驟長經濟，雖然我平素主張事務官應久於其職，不當隨政務官爲進退，但無論如何，政務次長和幾位重要秘書總應該是部長所素識，辦事才能便利。經濟部原任政務次長業已改任交通部政務次長；而原任常務次長何君是一位經濟專家，爲我所素識，我極想把他留住，或改任政務次長。可是何君去志甚堅，久未到部，前任翁部長亦力言無法挽留。於是我竭力物色，過了幾日，才找到潘序倫氏當常務次長。

此次僅找到三位高級助理人員。一位是莊某，民國初年曾和我共事，他一向擔任行政工作，是一位老資格的事務官，隔別了十多年，特來造訪，便把他留下，充任秘書之一。一位是原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處參事龍某，自願來部相助，故把他調補經濟部參事之一缺。又一位是後來因泄漏機密爲世人所熟聞的徐百齊氏。徐氏先後追隨我工作十幾年，但初時和我並無半點關係。他大約在民國十八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那時候東吳法學院的程度在國內可算特出。我的老友吳經熊氏執教於該院，於前二三年介紹給我一位新畢業的樑君，我把他任用在商務書館編譯所，成績極好；後來改入外交界，又在國外留學，成爲法學大家，蜚聲於國際。

民國十八年我一度離開商務書館編譯所，改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兼社會科學研究所法制組主任，因爲需要幾個助理研究員，便請吳君再介紹優秀畢業生一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