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總統成了「青天大老爺」？
洪仁義
在中國歷史劇的場景常出現這樣的畫面，一位命運坎坷的人，可能是一介平民，也許是楚楚可憐被賣身的弱女子，被官員或有權勢的人壓迫，身上揹負着沉重的冤屈，因爲無處可申冤，於是就便乘這些大官下巡經過時「攔駕」，求官員主持公道，這個景象是看歷史劇再熟悉不過的「經典」畫面。
而被攔駕的官員，他們不一定都專職司法的人員，不過這也難怪，因爲中國古代的刑事司法體系並沒有嚴格做出區分。家喻戶曉的包青天便是最好的例證，包青天的形象長期深植民間人心，這其中當然有幾個原因，首先不外乎對比於現時的司法不公的體系，人民得到一種寄託與紓發，更重要的是當奸人，尤其是權貴人家，被鐵面無私的包公揪出罪行，當鍘刀往那些壞人的脖子砍去時，更是大快人心，看包拯辦案的確大快人心，因爲他辦案迅速、簡潔有力，同時不畏皇親國戚，瞭解民間疾苦，替天行道。
關鍵在於「快速」，對照於現代的司法程序，它冗長而無效率到令人難以忍受，而包青天之所以辦案如此迅速有力，不在於他有天賦異稟的破案能力，而是古代的刑事司法系統的整套流程，所有的權力都集中於一人，刑事系統與行政系統不做區分，一個縣令可以身兼行政官與司法官，用現代的白話來說。
必須瞭解到，現代社會的刑事司法系統，源由於西方制度的產物，整體系統被拆解成不同部分，至少包括以下這幾個部份:警察、檢察官、法官及監獄官。這樣拆解的結果當然會降低整個系統運作的效率，但這個做法其實爲了要「保障人權」，惟有權力分散與制衡的制度才能保障人權(相同於民主制度的概念)，這個概念纔是現代刑事司法系統最核心的觀念，但是，由於東西兩方社會民情相異，人權的演進價值，或許對西方社會很重要，但移植到東方社會卻不一定開花結果，因此我們不太能夠理解也難以想像，司法系統的設計竟是爲要保障人權，我們視司法系統只有一種功能:懲惡與報應。
中國古代把刑事系統權力集中一人，所以包拯便是警察、檢察官、法官及監獄官這「四位一體」的化身，如此包公辦案能不迅速嗎?
依現代的觀點，這種「四位一體」的現象是非常荒謬的，權力過度集中，更何況是掌着他人生死大權的司法權，將產生腐化、專制與獨裁等種種反民主的現象。理論上來說，包青天的司法形象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它應該被送進歷史的灰燼，更不應該「死灰復燃」，但矛盾的是，臺灣刑事系統走的是西方的制度，人民卻渴望着回覆古代某種迅速簡潔的刑事體系。
前言提到攔駕申冤的古代景象，亦出現在我們的社會裡，一位不滿司法判決不公的人民，帶着滿腹委屈向總統陳情，希望總統能主持公道，這種情況在現實裡尋常可見，筆者並非要挖苦或嘲諷這些受委屈的陳情之人，只是想問的是，有冤屈找總統，總統成了「青天大老爺」的政治意象，背後所反映的是何種的政治意識型態?頗令耐人尋味...
也許有人問道，有冤屈找總統，這哪裡不對?推敲申冤者的心理，無非是想透過總統力量介入案件，使案情「峰迴路轉」，得以出現一線生機，總統是最高權力的化身，九五之尊，一言九鼎，人民期待與相信着，握有大權的總統可以扭轉乾坤，有着呼風喚雨的權力。
一般人對總統的期待，如果攤開憲政所賦予總統的職權，恐怕令許多人落空，總統的確沒有干涉司法審判或指揮法官判決意向的權力，況且現今憲政體制的不是權力較大的「總統制」(總統握有實質的行政權)，而是不知所云、胡謅的「半總統制」。按制度賦予總統的權力確實和民間所期盼總統的形象有極大的落差。
但即便如此，即使憲法所給予總統的權力不是那麼多，我們可能還是相信，權力有它自身「奧妙」之處，有它的「眉角」所在，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許多人相信，制度只是形式主義，形式表面之下有暗樁，用白話來解釋，就是所謂的「特權」。
筆者認爲，在臺灣社會裡有着特別「迷戀特權」的文化，特權不僅是實際存在，被人相信它應該存在，也被人期待要繼續存在，一方面人們厭惡行使特權之人，一方面卻有讚歎行使特權的優勢，一旦嚐到特權的滋味就終身難忘、三月不知肉味。特權，一種令人愛憎交加的東西，當你沒有的時候你會特別憎恨，像個深宮怨婦，當你擁有之時則是把它擁入懷裡，像個癡情戀人。
總統被當成包青天，至少反映幾種社會的政治觀念，一種是沒有現代政治基本常識，以爲總統像古代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這是停留在非常原始階段的政治意識型態。第二則是明知總統權限沒那麼大，卻還是期望可以透過特權來改變一切，說穿了，就是俗話說的「喬事情」。而第三種，就是既缺乏現代政治常識，卻又渴望有特權的庇護，完全倒退在過去的封建社會年代。
當然，這種解釋也許有些人無法接受，向總統陳情或「告狀」，乃是無奈之下的無奈之舉，司法救濟的管道太狹窄，讓有冤者無處可伸。
近來馬總統向洪仲丘家屬保證，這起義務役遭整死的案件，他「管定了」，但隔幾日軍檢的結案報告，卻令人大失望，馬先生立刻遭到輿論撻伐，總統的威信完全掃地。輿論質疑馬英九對於這起悲劇完全無動於衷，無所做爲，我們認爲總統對這起案件應該要適時的「介入」。但依筆者拙見卻不以爲然，依現代法治社會，總統當然不能介入司法的審判，不能期待透過總統的權力影響司法獨立的審判權，即便司法體系的審判有若干瑕疵，行政、司法與立法部門的權力分立，這種是民主政治的最基本概念，這條最後的底線不能被輕易跨過去，否則「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目的不能使手段合理化，沒有程序的正義不是正義。假如總統的確「介入」洪案，推翻司法體系的審判，則臺灣的民主將倒退過去解嚴前的威權年代，總統權力獨大不受節制，民主將有走向獨裁的傾向。
馬總統向家屬拍胸脯的保證，確實應該要被批評，馬先生的保證是「輕諾」，輕諾者必「寡信」，馬總統爲安撫當時家屬，輕易的承諾與保證，事後卻又是一套說詞，這種前後反覆不一的態度，猶如自砸招牌、自毀長城，失信於民。
雖然總統不該介入司法審判，但不代表對洪案便束手無策，應該站在執政者應有的高度，重新檢視整體的國防政策與軍檢制度，主動透過行政部門提出並向人民承諾一定的改革行動。時至今日，馬政府處理洪案仍定位爲「個案」，依舊僅想安撫家屬的方式來紓緩政治的壓力(比如追晉中士就是一個很荒謬的做法)，顯然地，這與民意的訴求有極大的落差，人民視洪案爲一個整體軍方應改革的「通案」，抗拒改革與情勢判斷錯誤的政府，將付出一定的政治代價。
無論如何，總統變成「青天大老爺」一定會對民主造成傷害，同時也呼召喚過去封建政治意識型態的幽靈，重現江湖，社會仍殘留過去威權時代的政治思惟。民主僅依靠完整的制度遠遠不夠足，尚且還須有一個相符現代社會的政治文化。總統成「青天大老爺」的現象絕非好事，最好讓它隨歷史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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