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南巡救經濟 朱調控穩大局

1992年1月,鄧小平深圳南巡,標誌着大陸改革開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中新社

1998年7月27日,時任大陸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左2)在內蒙古赤峰市考察。(新華社)

2001年辭世的「科技之父」李國鼎。(本報系資料照片)

鄧南巡加油 朱調控煞車

1989年六四事件後,大陸遭到各國的封鎖國內意識型態爭議激化,經濟遭遇改革開放以來最大危機。還好,中共元老鄧小平於1992年初南下鼓動改革思潮,吸引投資熱潮,讓大陸經濟恢復生機。但很快的,「大幹快上」的作法又引發經濟過熱、物價飆漲,時任副總理朱鎔基臨危受命,既收緊信貸,又搭配財稅金融、物價等改革,才讓大陸經濟重回正軌,實現軟着陸。

六四事件後,大陸經濟路線重回計劃體制老路,當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判定改革開放進展過快;加上西方各國政府對大陸的經濟制裁,大批外商停止投資大陸,甚至抽逃資金。影響所及,大陸外貿出口下降、旅遊業萎縮、經濟下滑、市場疲軟、生產萎縮。

鄧南巡 釋放開放訊息

爲扭轉經濟危機,鄧小平在1990年3月對媒體說:「特別要注意經濟發展速度滑坡的問題」、「確實保證這十年能夠再翻一番」;不過,北京執政當局並未理會他的意見。

因此,鄧小平決定到南方開放城市巡視,把開放訊息釋放到海外,然後透過「出口轉內銷」,扭轉北京的左傾風氣。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間,鄧小平在大陸南方的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巡視及講話,重申「發展纔是硬道理,不要爭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鄧在南方的講話和活動一開始,只有《深圳特區報》報導,後來是日本共同社、英國BBC、新加坡《聯合早報》等外媒爭相轉載,才引起北京關注;即便如此,3月30日,《光明日報》未經上級批准轉載《深圳特區報》的報導還是遭到批評。後來,在鄧小平的運作下,央視、《人民日報》等央媒纔跟着轉載。4月1日,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才首次公開回應鄧南巡講話。

按照鄧的想法,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受到大陸對外開放政策的鼓舞,1992年實際使用外資首次突破100億美元,達到110.1億美元,是1991年2.5倍;1993年實際使用外資達到250億美元,是1992年的2.5倍。此後,大陸一路成爲全球最大的引資國。旺旺、統一、鴻海等臺商也多在這一年到大陸設廠或投產。

朱調控 解除經濟過熱

不過,經濟過熱現象很快又成爲大陸最大的經濟危機,在經濟恢復兩位數成長的同時,物價自1993年起也再次出現兩位數飆漲,1993年CPI漲幅甚至達到24.26%,情況比六四事件發生前更爲嚴重。

時任副總理朱鎔基臨危受命,於1993年7月接掌人民銀行行長,進行改革開放後的首次「宏觀調控」,目標是實現高成長、低通膨的「軟着陸」。勇於任事的朱鎔基於1994年一口氣推出財稅制度金融體制投資體制、企業制度、住房制度、物價體制六個方面的改革。

朱在財稅制度上推行「分稅制」,使中央取得財政收入的大部分,地方只拿到小部分;銀行改革則使銀行不再是官員官商提款機,把銀行專業化,成立政策性銀行承擔政策貸款的任務,建立現代銀行制度;人民幣匯率和國內物價取消雙軌制,和市場接軌,消滅官員利用特權的尋租空間。這些強力改革制度受到海內外的支持,朱鎔基也因此被媒體稱作「經濟沙皇」。

事後得知,朱鎔基的宏觀調控還是得自臺灣「科技之父」、前經濟部長李國鼎的建議。1993年,朱鎔基在大連舉辦「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管理國際會議」,爲避免政治敏感,他特別透過世界銀行代爲邀請李國鼎到北京給他和大陸高幹「上課」。

李國鼎 向朱提6建議

在90分鐘的「課程」中,朱鎔基只聽不說,李國鼎提出6大建議,朱鎔基在李談話結束時說:「你的建議,我都會去做。」

後來透過李國鼎本人的手記影印本佐證發現,當時他給出的每一項建議,都成爲朱鎔基後來的經濟政策方案;舉例說,李國鼎首先提出中央與地方稅收,而後促成大陸採取「分稅制」;其次是穩定經濟、整頓金融,促成朱鎔基提出宏觀調控16條;還有加入IMF(國際貨幣基金)、兩岸科技人員交流、健全財政金融法規與證券市場等。

朱鎔基升任總理後,由他一手提拔的大陸前科技部長朱麗蘭1998年來臺訪問時,還特別拜訪李國鼎,強調朱鎔基交代一定要代爲表達問候之意。這就是臺灣與大陸宏觀調控的歷史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