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最後離開大陸的飛機──胡宗南將軍風範(二)

延安舊址。(新華社資料照片)

貴州方面獨山失守,日軍進逼貴陽重慶震動;西南各戰區預備隊已經消耗殆盡。此時,胡先生奉命,以所部劉安祺、胡長青兩個軍,出動了中美雙方運輸機兩百架,實施中國抗戰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空運增援。增援兵力到達後,立即擊退日軍,收復獨山,由此扭轉戰局,確保貴陽,穩定了大西南局勢

五日攻克延安

抗戰勝利後,中國共產黨以抗戰期間的地下發展爲基礎,逐次的形成了控面、斷線孤點形勢,開始毛澤東人民革命戰爭進入第三階段的決定性攻勢。以國際和國內的統戰─國際間獲得史達林的全力支援和美國的參與軍調,最後發表白皮書以至停止軍援;在國內則破壞政治團結,孤立領導階層,攪亂社會秩序,製造信心危機,以及策反兵變,恐怖攻勢等作爲,以密切配合和支援大規模面式運動戰的軍事攻勢。因是,由於東北的國軍瓦解,而致華北局部和平。最後因「徐蚌會戰」的失敗,而放棄大陸,退守臺灣。這是毛澤東創新戰略的首次奇襲成功。接着法國和美國在越戰時期因爲未能接受我大陸失敗的教訓,同樣的難逃慘敗的命運,而且貽患無窮。

在這全面失敗的慘痛過程中,胡先生領導大西北的方面作爲,仍然有不少可圈可點的事實表現。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胡先生奉准以八萬多兵力,在相對戰力稍佔優勢的狀況下,對延安發起雷霆般的攻勢。由於將士用命,三月十九日就攻克延安。延安是中共經營十年左右的根據地,又是毛澤東最高指揮中樞所在地,其在戰略和政治上的影響地位是可以肯定的。因是,「五日攻克延安」,當時確曾震驚傳譽中外。

此後,全面戡亂形勢逐次向不利於我的方向逆轉,胡先生坐鎮西北,雖有瓦子街的大敗,但仍能迭挫敵鋒,復又不斷創造如涇渭河谷和大荔、黃龍山等戰役的輝煌勝利;使西北局面,到廣州淪陷、政府西遷重慶的時候,仍然能夠屹立不搖。當時,四面受敵,補給極端睏乏,胡先生在領導上超常卓越的表現,是值得欽佩的。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再度進犯涇渭河谷及潼關一帶,政府已西遷重慶,胡先生奉命放棄西安,退守漢中。這樣的敵前大軍轉進,是不容易作爲的。淝水之戰應是前車之鑑;但是,胡先生成功的完成了,而且有效的控制了川康陝南地區,使犯敵不能得逞。

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戡亂局勢幾已不可收拾,李代總統(李宗仁)臨危棄職,蔣公毅然由臺灣飛往四川重慶坐鎮。此時,進犯共軍已經迫近重慶,真可說是危急萬狀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胡先生奉國防部電:「務望貴部主力於十天內轉進成都平原。」十九日,又接總統府俞濟時局長電話:「奉諭:第一軍車運重慶;第三軍新津。」此時,胡先生又將執行另一次大軍敵前轉進,投入另一個最爲關鍵性的戰場了。

第一軍在轉進中,逐次的投入重慶附近戰場,成功地掩護了蔣公往成都轉移。軍長陳鞠旅和他部隊堅定英勇的表現,受到共軍方面的崇敬和稱譽盛文的第三軍,有效的控制了成都地區,使已經叛逆的地方將領密謀劫持蔣公獻敵的企圖,不能得逞。蔣公乃在胡先生的建議下,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下午,離成都飛臺。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鍵時刻;因爲沒有蔣公在臺堅定正確的領導,走三民主義的路線,就沒有今天台灣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成就,也沒有今天兩岸微妙的關係,來開啓一個大中國走向民主,開放、富裕和強盛的明天。

蔣經國先生對胡先生這一次的敵前大兵團轉進,在他的《危急存亡之秋》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從六百公里與敵對峙的正面,轉進至一千公里長遠距離的目的地-重慶與成都,而竟能在半個月內,迅速完成,且主力毫無損失,亦戰敗中之奇蹟也。」

西昌共存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胡先生乘機飛抵西昌。翌年三月,共軍分八路進犯西昌,三月二十五五日,南路共軍離西昌約一天行程。當日夜裡,參謀長羅列、秘書長趙龍文,另有蔡棨、裴世禺共四位親信,聯袂晉見胡先生。在會客室裡,一面淺飲,一面做了一次可感動天地的徹夜長談

四個人的開場白是:「總裁命令返臺,不能不服從,此其一。共匪八路進犯,要活捉胡宗南,不能上當,此其二。反共真正的鬥爭,要從今天開始,此其三。」

胡先生說:「……我不能離開此地。惟有與西昌共存亡,才能報答國家,報答領袖。」

如此般不斷地交談,到清晨四時,羅參謀長握着酒杯,低沉的,一句一句慢慢的說:

楚漢相爭的時候,漢高祖被圍滎陽,假若沒有紀信代死,以後的歷史可能全變了。胡先生,如果你在此時此地犧牲了,將來七萬多個學生,三萬多的幹部,誰能號召起來,再與共匪作殊死戰呢?所以,我籌思再三,決定由我來做一個紀信。」

胡先生說:「你的用意,令我感佩!但是,我不能比漢高祖啊!」

羅列參謀長接着說:「我的意思是請你保留有用之身,輔佐總裁完成反共大業。此時此地的犧牲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

最後,胡先生終於被衆人擁向機場,登上最後離開大陸的一架飛機,飛往海南島。

胡先生來臺後,曾擔任大陳和澎湖的司令,他不計名位,一樣的認真努力執行任務。嗣後退居第二線,依然爲蔣公所器重信任,視爲幕後真實的最高層顧問。

現實政治的扭曲與無情,胡先生曾爲大陸的失敗,受盡了委屈和誹謗,最顯著的像監察委員李夢彪等的誣陷彈劾,最後由政府徹查予以明文澄清。但是,胡先生對外始終保持沉默,只是說:「國家到了這步田地,我們當然要負責的;至於個人的成敗功過,還是讓事實去說話,留待歷史去評判罷。」

現在,胡先生過世已經四十年了。他一生追隨蔣公,自視「領袖馬前一卒」,一貫忠誠的爲國民革命犧牲奮鬥;他對北伐、剿共、抗戰、戡亂的豐功偉績,方面大將的修爲風範,足爲歷史性的典範,應該由我們下一代認真的研究、鑑評和表揚。我是胡先生最忠實的學生之一,本文只是一個初步嘗試而已 。孔令晟(民國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撰)(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