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解決全球現代性危機,東西之間要競爭還是合作?(杜贊奇)

寧波舟山港。(中新社圖)

競爭模式政治和意識形態霸權已經導致了氣候變化地球環境破壞的全球危機。現在是世界各國以及其他機構合作拯救地球的時候了。」近日,美國杜克大學東亞研究Oscar L.Tang講席教授、哈佛大學中國歷史學博士、原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和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主任、原美國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 Studies)會長杜贊奇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通過亞洲歷史經驗和當代實踐思考:解決全球現代性危機,東西方之間要競爭還是合作?

中新社記者:您出生於印度,求學於美國,師從漢學家孔飛力。您爲什麼會對中國感興趣?

杜贊奇:1970年代我在印度讀大學時,深受中國理想主義和扶貧政策的影響(如赤腳醫生、知識分子與農民的融合)。這也是我最初將注意力轉向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原因。後來我就來了美國讀中國歷史。事實上,我第一本關於華北農村著作(《文化、權利與國家》)即源於將中國現代轉型的條件與印度的經驗放在一起研究和比較的需要。

我在根本上是一名中國和亞洲史學家,尤其希望能更多地關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都在引領着塑造着未來世界的巨大變化的歷史潮流

中新社記者:您深入瞭解中國歷史,也走遍大半個中國,看到現代中國。您如何看中國的發展變化?

杜贊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我每年都會去中國一兩次,這個習慣已經保持了近30年。

中國許多領域現代化建設,特別是減貧和經濟發展是驚人的。但這種快速發展也有很大代價,特別是在環境方面,以及對許多內陸農村地區和農民工而言。

中印兩國,特別是中國的經濟增長、人口增長和城市擴張都在延續着兩個世紀以前在西方肇始的發展模式,而這種增長的性質和速度是令人擔憂的,雖然這兩個社會目前在環境保護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值得稱道。

中新社記者:您的著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在中國出版,這個時間範圍涵蓋了中共建黨之初的階段。10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您如何看待百年中共的發展?

杜贊奇:在過去的一百年裡,中國共產黨一直是世界上最令人驚訝和最強大的組織之一。我不相信有任何其他政治組織能夠影響到如此龐大的社會,並深入人們的生活。這使它具備巨大的民衆動員能力,同時行使紀律和威權管控。

中國的發展一直伴隨着一種需要,即理解中國發展並提出一個世界願景:這將是一種具有普世性的、同時也不再複製從前的全球秩序——無論是在帝國還是現代帝國下的——非正義的世界願景。

中新社記者:您在討論民族主義問題時,曾引用匈牙利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的話,「資本主義就是這樣,盛極而衰,一到衰落的時候,那些開放國家會突然間關閉大門,然後就是保護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傾向。」您如何理解這個觀點

杜贊奇:是的,我完全同意波蘭尼關於開放和封閉社會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運作的觀點。現在不僅僅是西方國家,東方國家也是如此。例如,在過去幾年中,工廠關閉時,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工人不得不返回農村。但也許中國的農村社會能夠更好地吸收他們,因爲那裡的社會和經濟關係仍然存在。

中新社記者:您認爲在非西方大國的高速發展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之後,世界上「以鄰爲壑」的民族主義是否有所加劇?應當如何解決?

杜贊奇:是的,自我調研寫出《全球現代性的危機》這本書以來,民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確實有所加劇。但民粹主義的民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失敗也開始顯現,這不僅是週期性的(如波蘭尼所言),也是在當前氣候變化和疫情危機的背景下。

當然,這些都與全球資本主義及其自我加速的引擎有關。大多數民族主義者覺得他們反全球化。但我一直認爲,民族主義與全球對資源和市場的支配及控制密不可分。我無法預測民族主義者是否會認識到這種潛在的聯繫,以及他們自己被全球主義所困,但全世界的人們不得不應對它。

中新社記者:現代化理論一直以來就存在歐洲中心主義偏見。比如馬克斯韋伯認爲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您如何看待「韋伯之問」(爲何中國、印度這樣的東方社會,沒能在政治、經濟、科學乃至藝術領域走上獨立於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您認爲現代性只有西方一種模式嗎?

杜贊奇:韋伯最初將理性視爲實現不同目標價值方法(例如,人與自然的和諧)。他越來越認爲,在西方,理性作爲一種方法已經成爲現代社會的目標本身。他認爲理性能最有效地實現個人和社會的利益最大化,達到同時代其他社會無法企及的高度。他還認爲,理性作爲一個目標可能會對人類機構產生很大限制;他對此百感交集。現在是我們重新考慮新舊目標和價值(可持續性民主參與等)的時候了,看我們是否可以利用理性模式來實現這些目標和價值。

中新社記者:通過研究亞洲國家和地區,您認爲,對於由競爭性民族國家建構導致的全球現代性危機,亞洲的歷史經驗和當代實踐能否提供解決之道?

杜贊奇:我曾寫過,亞洲社會的對話式超越代表了歷史上非排他性和非絕對主義的傳統。現今,亞洲社會的民族主義和競爭性正在侵蝕這些傳統。但是「公民社會」、窮人和原住民社區中出現了新的力量,在舊概念和實踐的基礎上爭取社會正義和可持續性。我認爲,在這個「人類世」的危機中,這些運動可以對政治家和政府間機構施加一些影響,特別是通過那些不得不吃我們不負責任苦果的新一代。

中新社記者:解決全球現代性危機,東西方要競爭還是合作?

杜贊奇:競爭的本能當然存在於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中。在過去三百年的民族主義-資本主義競爭中,競爭成爲全球社會的主導和霸權力量。但在適當的條件和制度下,人類也有可能發展協作和合作的本性。競爭模式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霸權導致了氣候變化和地球環境破壞的全球危機。現在是世界各國及其他機構合作拯救地球的時候了。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普世的世界,並在書中表示,中國的「天下」理想也許是最後一個以制度形式存在的19世紀末的古老的普世主義觀念。近年來,中國在諸多重要雙多邊場合多次提及「全人類共同價值」,這能否爲問題解決提供新的智慧?

杜贊奇:中國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天下」概念及修辭是非常積極的一步。但許多其他社會也提出了一種普世願景(尤其是美國認爲民主是普世之善)。當然,真正的考驗在於,從一個政治中心出現的普遍願景如何涵蓋世界上的多種價值。我相信,西方設想的霸權主義並非治理地球的唯一方式。即使是在目前的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框架下,如果民族國家賦予其一些真正的(主權)權力,就可更有效地以合作模式處理集體問題。

(本文來源:中新社「東西問」專欄,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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