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鎖鏈女反映的社會治理病竈

（取自今日頭條）

儘管，至今還沒有誰將豐縣鎖鏈女與境外反華勢力連在一起，但是，此事件爲一貫諉過他國，不找自身原因的必然結果。所以天朝必須回到胡適那裡去，正視和解決自己的問題，再也不能諉過他國了。

五四運動後，解放童養媳、解放小腳、解放婦女的運動風起雲涌，特別是1949年以後，婦女尊嚴和權益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然而，102年後居然出現徐州豐縣鎖鏈女，這個鎖鏈，鎖住的可不僅是被摧殘和蹂躪的婦女，更是歷史的走向，至少部分地區被拖回了奴隸制。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天朝社會管理出了嚴重的問題。鎖鏈女事件不僅爲現代文明所不齒，甚至被極度蔑視婦權的塔利班所恥笑，這是天朝的奇恥大辱。如果不能徹底清除人口買賣，縱然天朝GDP遠超世界第一，奧運金牌車載斗量，也無法洗刷恥辱。

70多年前發生過著名的 「樑胡之問」，梁漱溟問胡適：「國人都說中國的仇敵是帝國主義（歐美）、封建軍閥，你爲什麼認爲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胡適回答說：「張獻忠、李自成歸咎於誰？鴉片是帝國主義強迫種的嗎？」順着這個思路追問，三年飢餓、十年文革、豐縣鎖鏈女都是帝國主義乾的嗎？可見歸咎帝國主義是非常簡單，而又愚蠢無比的腦回路，它不懂只要甩鍋，一定加劇病竈的腐爛發臭，結果勢必社會潰爛。

堂而皇之地綁架民女當作畜生交易、圈禁和強暴，其性質之惡劣遠超以往所有洞穿人類邪惡底線的犯罪，如果天朝早能眼睛向內，審視拷問蘇俄體制的先天邪惡，人口買賣何至於演變到如此慘烈的地步。

鎖鏈女不僅是個人災難，更是國家恥辱，因爲公權力助推與加劇犯罪。帝國主義國家也有綁架、囚禁民女案件，但它們是曝光即死的個案，既不會形成規模達數萬的產業鏈，更不會囊括從兒童到博士生。所以豐縣能成氣候的關鍵是，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可以上戶口、開結婚證，這等於是公權力爲拐賣合法化背書。洗白犯罪勢必極大地刺激邪惡需求，所以背書之惡遠大於拐賣等。

如果公權力對拐賣冒頭就打，至少不給辦證，人口買賣絕不至氾濫到今天這個地步，所以是公權背書促成和加劇民間拐賣。不排除帝國主義也有拐賣的企圖，但她不敢做、不能做、做不到，更不會教唆豐縣做。而正因爲天朝官員只防「帝國主義亡我之心」，而無視小民的苦難，以致他們管區內人口買賣長期存在，愈演愈烈。

冒失政策催生犯罪土壤。上帝給予人類的男女比例原本並不懸殊，女性沒有嚴重短缺，就不會有購買需求。然而，當年天朝狂妄而又愚蠢地「欲與天公試比高」，結果男女比例嚴重失衡。有資料說，中國男女出生比例是114：100，甚至更高，還有不少女嬰在出生時就被溺亡或丟棄，這就導致目前全國光棍超過3000萬，他們慾望的壓抑和扭曲焉能不催生人性的醜陋？

帝國主義不僅沒有挑唆大陸挑戰上帝的旨意，而且反對這麼幹。若當初接受他們的意見，大陸男女比例失衡就沒有今天這麼嚴重，人口拐賣的罪惡就不至於嚴重到在國際被打臉。現在天朝最應該做的是深刻反思當時的人口政策，可惜學者和媒體卻因無法諉過境外，而選擇羣體性失憶。

顯然，豐縣鎖鏈女是諉過別國所釀成和加劇的社會管理敗筆，它與境外反華勢力無關。進而，只要尊重事實和邏輯就不難發現，天朝現代史上幾乎所有慘絕人寰的事件都不是帝國主義（歐美），而是諉罪於帝國主義所造成。儘管，大陸已錯過了像日本那樣，藉帝國主義叩關一躍而起的時機。但只要不再諉過別人，而像胡適那樣，面對、正視和解決自己的問題，知恥而後勇，大陸仍然能夠迎頭趕上。

（作者爲大陸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