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考古成新潮：考古盲盒脫銷、三星堆遺址上新
拿起精巧的“洛陽鏟”鏟開土堆，挖出“寶物”，再細細掃去浮塵，青銅器、元寶、銅佛、銅鑑、銀牌……慢慢呈現出原貌，這是眼下正在火爆的“考古盲盒”。最早推出這種文創產品的河南博物院最近又開發了文物修復系列，給“考古官”挖掘-清潔-拼擺-粘接-修繕-描金等一套完整的陶瓷修復體驗，5月20日剛剛上線的幾百個，很快賣光。
“通過體驗考古學家的樂趣，理解文物，加深人們對歷史和考古的認識，”河南博物院院長馬蕭林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這是推出“考古盲盒”的初衷。他覺得，考古和文物不該待在象牙塔裡，考古人應該主動與民衆走近。
隨着公共考古這一概念從西方進入中國，近些年考古界越來越重視考古研究與公衆的溝通，“文物熱”持續發酵，從“考古盲盒”脫銷、三星堆遺址“上新”，到清明節假期的“考古旅遊熱”“博物館熱”，再到2020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過去相對冷門、板着面孔的考古正在變得“親民”，自帶流量。
各地的博物館也早已擺脫“陳列室”的舊貌，利用多媒體技術從考古、文物延展到了展演、文創，形成鏈條，潛移默化地引導人們關注文物考古和歷史文化，考古雖“曲高”，卻逐漸不再“和寡”。
走出象牙塔
公共考古(public archaeology)的概念上世紀70年代起源於西方，但由於國情不同，這一概念在進入中國後，無論內涵還是外延一直在學界、業界存在一些爭議和分歧。關鍵點在於public到底應該翻譯成公共還是公衆，公共傾向於遺產管理以及公共事務，公衆面向的則是一個羣體。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高蒙河長期從事公共考古工作，他曾給公共考古一個解釋：開展公共考古的目的，是使考古與社會或公衆之間結成利益一致的社會關係共同體或聯合體。
在中國，儘管老一輩考古學者很早就意識到考古通俗化的重要性，例如考古學家夏鼐從1949年就開始以“漫記”(《敦煌考古漫記》)的方式向公衆講述他的西北考古之旅，既有對古代遺址的嚴謹探索，也有對風土人情的生動描述，稱得上是成功的考古科普。但業內真正開始重視公共考古，還是以曹操墓的挖掘爲轉折點。
2009年底，河南省文物局發佈消息，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搶救性發掘的一座東漢大墓，經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確認爲魏武王曹操高陵，並向社會宣佈了此項考古成果和專家認定曹操墓的六大依據。消息一經發布，質疑聲即起。
先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教授認爲下結論“爲時尚早”，六大證據是推斷出來的，結論令人生疑。接着，收藏家馬未都接連發文，對“證據”的真實性表示擔心。這些質疑加大了公衆對曹操墓的關注和討論，從“鐵證”石牌的真僞，到發掘、論證過程是否草率，從有無“七十二疑冢”的論爭，到爲何沒有墓誌出土的質疑，再到對地方利益的猜測……對曹操墓的爭論很快發展成了公共事件，甚至謠言四起，說曹操墓系僞造，河南省文物部門緊急組織專家迴應各方質疑。曹操高陵引發的爭議後來被學界稱爲“高陵現象”。
“高陵現象”在考古學界引起了極大震動。考古學家們發現，一旦到了公共語境中，專業人士竟然無法引導輿論。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奚牧涼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那個時候業內都認爲，考古真的應該面對公衆了，再不這樣做，考古學界會陷入很被動的位置。”
事實上，在“高陵現象”發生之前，考古界已經“被動”了很久。90年代開始，各地方大興土木，那時一些地方政府對於文物的保護意識還不強，將城市文物保護推向城市建設的對立面，認爲文物保護是城市建設的絆腳石，阻礙了城市的發展。始於2007年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結果顯示，在已登記的不可移動文物中，保存狀況較差的佔17.77%，保存狀況差的佔8.43%，約4.4萬處不可移動文物已消失。看到文物面臨的巨大危機，很多考古學家急迫地希望公衆能夠了解考古和文物的重要性，希望發出呼籲，卻發現不但缺乏渠道，而且考古學家還揹負着某種負面形象，並不被信任。
那時，在經濟大潮涌動下，盜墓和文物走私猖獗，嚴重時盜掘團伙甚至威脅考古學者的人身安全。盜墓文學興起後，又有不少網友把盜墓和考古混爲一談，把考古戲稱爲“官方盜墓”。奚牧涼說，這些事情給考古學家帶去極強的打擊和侮辱感，“大家都迫切地想向民衆澄清這些事，讓他們瞭解考古”。
在這樣的背景下，“高陵現象”將矛盾推至頂點，中國的考古學界意識到，必須讓社會廣泛意識到考古的重要性，對公衆的科普迫在眉睫。可以說，公共考古的概念無論如何解釋，一進入中國，目標就非常明確，“就是爲了解決考古被邊緣化、文化遺產遭到破壞、考古界被污名化等切實的問題。” 奚牧涼說。
2014年，中國考古學會公共考古專業指導委員會正式成立，中國公共考古學體系全面啓動。委員會的宗旨，就是讓公衆積極參與公共考古的系列活動，通過精準系統的考古學傳播，使專業考古成果爲民衆所知曉，促進全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讓文物保護意識深入人心。
在這之前，一些地方考古機構行動更快，例如山西考古研究院在2009年2月就成立了“公衆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室”，2014年更名爲“公衆考古研究部”，專門從事考古知識的傳播、考古成果與社會共享、舉辦各類公衆考古活動、培養考古志願者、引導社會公衆樹立正確的文物保護意識等方面的實踐與研究工作。山西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鄭媛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山西是全國省級考古科研院所裡，最早成立公衆考古職能部門的單位。
隨後，各地方紛紛成立公衆考古職能部門，考古工作開始走出“象牙塔”，走進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媒體傳播，曾經十分冷僻的考古漸成公衆關注的熱點。
自上而下的推動力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如今公共考古的觀念已經在考古界深入人心。山西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鄭媛回憶，在2000年左右還有一些專家認爲考古的重點就應該是學術研究，不太理解爲什麼要讓公衆參與。現在，公共考古已經成爲考古過程中一個公認的步驟。“原來我們進行考古發掘，檢驗完後就轉到室內整理，然後出研究報告，事情就完成了。但現在，發掘之後，一些適合的挖掘現場會舉行公衆開放日，讓關注考古的社會公衆近距離參觀遺址和出土文物，已經成爲常態。如果不讓民衆參與，不做公共考古這一塊，感覺這個事情就沒完似的。” 鄭媛說。
有了多年的教化培育，再加上互聯網時代新媒體的加持，民衆對考古的熱情日漸濃厚。今年3月三星堆遺址考古，央視進行現場直播，吸引400萬人在線圍觀，10億網絡閱讀討論量，每天六七條熱搜加身。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奚牧涼認爲，這與考古界多年的努力有關，但更主要的推動力是自上而下的。
2014年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首都博物館考察工作時說：“讓文物說話、把歷史智慧告訴人們。”之後，習近平多次強調“讓歷史說話，讓文物說話”。2016年，習近平對文物工作作出指示，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對歷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樹立保護文物也是政績的科學理念”。政府的重視給了考古界信心。
2017年12月，由央視與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河南博物院等九家國家級博物館合作的文博探索節目《國家寶藏》開播，這個節目在文物與人之間建立了聯結，豆瓣評分9分以上，文物、考古的趨勢被整個帶動了起來。
各地方博物館和考古研究機構在這股熱潮下步子也越邁越大，與整個文物熱形成了正向循環。最早得到民衆關注的是故宮文創產品，無論是“小確幸”筆記本還是“朕知道了”膠帶，都成功破圈。2019年初，時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曾曬出2017年文創“賬本”，故宮2017年文創的銷售收入已達到15億元。
河南博物院院長馬蕭林認爲，文物要挖掘其所蘊含的易於被公衆理解和接受的傳統文化要素，找尋傳統文化和當代生活之間的契合點，與公衆走近，公衆纔會更有動力走進博物館去看陳列，理解文物初始的背景。文物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才能發揮到最大。
今年春節，河南博物院與鄭州歌劇院、河南廣播電視臺合作，在河南春晚推出的《唐宮夜宴》在網絡上爆火，河南博物館裡的文物在舞臺上彷彿“活過來”，蓮鶴方壺、賈湖骨笛等重量級國寶在20億次的播放量中被大衆所知。
文物熱使更多普通民衆對考古產生興趣，一些考古研究院在開放部分挖掘現場給普通民衆參觀的同時，也招募考古志願者，讓普通人有一線體驗的機會。
山西考古研究院從2010年就開始嘗試招募和組建山西考古志願者團隊，至今，已陸續面向社會正式公開招募過三批考古志願者，最多時報名者達到800人。山西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鄭媛介紹，每批志願者均來自社會不同行業、擁有不同專業背景，他們從參加考古所的交流討論、考古成果新聞發佈會、考古現場公衆開放日的宣傳開始，逐漸參與到田野考古調查、考古發掘及資料整理工作中。在一線挖掘現場，這些志願者和考古隊吃、住、工作在一起。鄭媛記得，有個大學生在完成了志願者工作後，在報考碩士時填報了考古專業。
公共考古在中國發展的時間雖然不長，卻已深刻地影響了整個社會對考古的認識，也在考古業內引發了更多思考。去年7月，在三星堆周邊發現重要遺址——聯合遺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瓷器和石器。其中一件有“龍鳳呈祥”之意的陰線刻龍鳳紋盤是官方宣傳的重點，紋盤確實是這一時期罕見的精品之作，而這種龍鳳環繞的佈局圖案，應該也是首次發現。但公衆的注意力卻完全被一隻撞臉《憤怒的小鳥》裡綠豬的陶豬吸引。這隻彎彎的嘴角泛着笑意的陶豬還上了熱搜。
奚牧涼認爲，公衆對於考古學的視角和解讀，也有非常重要的參與價值，他們會提醒考古學家反思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象徵權力與帝王將相的“龍鳳”敗給了一隻憨態可掬的小豬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我們在理解歷史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多關注一些帝王將相之外的事？可以說公衆的視角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反思機會。” 奚牧涼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中國新聞週刊》2021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