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周易》學派歸屬問題的新認識

長期以來，關於《周易》文本形成及其學派歸屬等問題，學術界多有分歧，尤其是關於《易傳》的學派屬性，更是天水違行，頗有爭議，或延續漢唐之說，將《易傳》作爲反映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或強調《易傳》中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傾向是道家，包括老莊學派和黃老學派。應該說，這兩種觀點各有其合理性，但又各有所偏，各有所蔽，各有質疑和批評者。晚近又有學者指出，《易傳》的思想基調是儒道互補，是儒家人文主義與道家自然主義的相互結合、相互補益。此論可以視爲易學研究的一個突破和進展，但似乎還無法徹底解決相關問題。對於《周易》經傳與儒、道乃至諸子各家思想之間的關係，還有進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間。經過長期的探索，我們認爲，儒、道及諸子各家學派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易經》的啓示和沾溉，而各學派又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反過來影響了《易傳》諸篇的形成。也就是說，《周易》經傳不僅與孔子和儒家、老莊與道家有密切關係，還與墨家、法家、陰陽家、兵家等諸子有着重要的內在關聯。《易經》是諸子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泉，《易傳》則是儒道互補、以儒爲主、綜合百家、超越百家的產物。

《周易》經傳文本的形成

衆所周知，《周易》包括“經”“傳”兩大部分。《易經》由六十四個卦象和卦爻辭組成。《易傳》是對《易經》經文的解釋，共有十篇，又被稱爲“十翼”，包括《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

《周易》經文形成的下限大約在殷末周初，帶有濃厚的占筮色彩，是對殷商占卜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殷墟甲骨卜辭顯示，商代占卜之風盛行，並且已產生官方筮法。傳世文獻如《尚書·周書·洪範》“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和《周禮·春官》中關於太卜、卜師、龜人、筮氏等職官的記載，雖屬後人追述，但均有所本。與出土材料結合起來看，殷商時期主要通過卜、筮並用來推演吉凶，佔知未來。另外，學者根據殷商甲骨和青銅器上的數字符號，即當代學術界關注的“數字卦”，推測商代已有根據筮法所得筮數進行占筮的實踐，商代末期已有六畫符號出現。

殷周鼎革，周人繼承了此前的卜筮系統，並有所發展。《周易》八經卦和六十四別卦的符號及卦爻辭便是在此基礎上產生。《周禮·春官·太卜》載太卜掌“三《易》之法”，即《連山》《歸藏》和《周易》。《周易》最初主要是作爲官方筮書，供王室進行占卜之用。隨着《周易》六十四卦卦象、卦爻辭逐漸定型，《周易》文本也開始走上經典化的道路。《左傳》《國語》所載筮例顯示，卦爻辭的道德內涵在春秋時期已經得到充分挖掘和展現，六十四卦卦象及卦爻辭的文本也開始突破卜筮之書的性質，發展出哲理之書的功用和價值。

此後，隨着《周易》經典化進程不斷加深，開始出現對於經文的解釋性文字，《易傳》即“十翼”應運而生。“十翼”非一時、一地、一人所作，其形成經歷了漫長而複雜的過程，大抵形成於戰國中後期。春秋戰國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思想活躍，《易經》作爲先王之舊典，諸子各家都對其有不同程度的吸納、採擷和融會，並詮釋、闡發自己的相關認識和理解，《易傳》作者從中受到啓發、沾溉和影響，從而撰成“十翼”諸篇。

儒道互補，以儒爲主

易學的演變和發展與儒道兩家都有着深刻而密切的淵源關係，從《易傳》的思想來看，構成一種儒道互補、以儒爲主的思想格局。

先來看《易傳》與孔子、儒家的關係。在《論語·述而》中，孔子曾有感嘆：“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精通《易經》是顯而易見的。據馬王堆漢墓帛書《要》篇等，孔子並不否認《周易》作爲卜筮之書的原初功用，自己亦曾“吾百佔而七十當”，只是他更關注卦爻辭的德性內涵，強調：“《易》，我後亓（其）祝卜矣！我觀亓德義耳也！”《論語·子路》亦載孔子引《恆卦》“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以說明“德”較之“佔”的價值。可以說，“觀其德義”乃是孔子讀《易》、研《易》的根本精神所在。孔子對於《易經》的認識和理解也深刻影響了儒家後學及《易傳》的產生。郭店楚簡的出土及其研究顯示了思孟學派在儒學傳承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子思作爲該學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庸》中對於性、命問題的討論能夠與《易傳》相輔翼，故曾有學者視《中庸》爲解《易》之作，甚至稱之爲第“十一翼”。今本《孟子》中雖不見直接稱《易》引《易》，但不難發現，其中關於性與天道的論述多合於《易傳》諸篇之義理。這一點早在宋代已爲學者所留意。邵雍曾說：“孟子著書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二程亦言：“知《易》者莫如孟子矣。”朱熹則指出孟子性善的思想“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至清代，既長於易學又精研《孟子》的焦循也說：“孟子不明言《易》，而實深於《易》。”所以有學者認爲《彖》《象》二傳以及《繫辭傳》的有關章節曾爲思孟學派所整理或潤色。我們看，《易傳》中確實蘊涵着豐富的儒家思想，如《繫辭上傳》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說：“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這些有關宗法等級和道德教化的內容，充分體現了儒家的文化價值理想。可見，孔子及先秦儒家源源不斷地從《易經》中汲取思想資源，而他們的理論學說又成爲《易傳》諸篇得以哲理化、體系化的源頭之一。

不可否認的是，《易傳》中關於宇宙生化和天道運行等方面的諸多命題，明顯與道家有着極爲緊密的聯繫，而爲儒家所罕言。自漢代以來，《老子》與《周易》之間的淵源已爲學者所注意。揚雄《太玄賦》有言：“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在《漢書·藝文志》中，班固總述以老子爲代表的道家思想主旨時指出：“《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在他們看來，《易》《老》旨多相通、相同之處。宋代邵雍強調“老子得《易》之體”，而清代王昶則指出：“餘少誦《陰符》《道德》，意以爲清淨所宗，已而深究《易》旨，乃知皆原本於《易》。”可以說，老子從《易經》即卦爻辭中得到頗多啓示和沾溉，而其思想又深刻影響了《易傳》諸篇的形成。

莊子在繼承並超越老子之“道”論的同時，進一步延續了因《易》以立言的思路。正如鍾泰《莊子發微》所說：“莊子之言，多取象於《易》，取義於老。”莊子對《易經》的語言文字、思想內容都不陌生，而其思想又深刻影響到了《易傳》，其中最爲顯著的便是《易傳》“陰陽”“太極”等範疇的運用。正惟如此，自魏晉《易》《老》《莊》並立爲“三玄”，以《老》《莊》以解《易》，或是援《易》入《老》《莊》的思想成果層出不窮，王弼、韓康伯《周易注》，向秀、郭象《莊子注》便是其中的典型。隨着中唐儒學復興，《莊子》又多被視爲“陽擠而陰助”儒家的著作，被韓愈、蘇軾、王雱、呂惠卿等著名學者引入《易》之註解當中，以至於《莊》解《易》成爲一時之風尚，甚至旁及佛理。明清時期有更多學者致力於此，較有代表性的有楊慎、陸西星、方以智、王夫之、胡文蔚等人。不難看出，《易傳》中確有與《老》《莊》存在相通之處，這也成爲歷代會通儒道的重要思想根基，晚近還有學者將《易傳》視爲較之儒家來說更接近老莊之學的作品。此論雖不中，亦不遠矣。另外，發端於戰國中期齊國稷下的黃老之學，繼承老子以“道”爲最高範疇的理論，重視“精氣”的觀念，而《繫辭上傳》中“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云云，明顯與此有所關涉和聯繫。

綜上，《易傳》論人事多本於儒家，但其中自然主義的天道觀，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整體思維模式等，均與道家老莊和黃老學派的思想學說相一致。蒙文通在《經史抉原》中總結道：“《易傳》多論天道，言性命，言感寂，言道器，頗近道家。《易》家顯然是有取於道家的。”從總體上來看，《易傳》的思想呈現出一種儒道互補、以儒爲主的思想傾向。

綜合百家，超越百家

戰國中後期，與政治漸趨統一的形勢相適應，在理性精神和人文主義的浸潤下，諸子各家之間出現了互相吸收、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易傳》諸篇問世，博納一時貌離神合之百家學術，使得諸子各派的思想觀念渾然一體，它不僅與儒、道兩家有着緊密的關聯，還體現出與墨家、陰陽家、法家、兵家等學派的交流和融會。

墨家與儒家併爲當世顯學，相關記載屢見於以《韓非子·顯學》爲代表的典籍之中。今本《墨子》雖未見直接引《易》述《易》，但不能無視墨家與《周易》經傳之間的內在聯繫，不能忽略其理論體系中的易學因素。《淮南子·主術》載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可知墨子對於六經應不無瞭解。在《易傳》中，兼愛、尚賢等均屬墨子所推崇的觀念和主張，也不難找到與兩者類似的表述。《家人卦·象傳》有“‘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之語，與墨家所強調的“兼相愛，交相利”非常相似。《繫辭上傳》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頤卦·彖傳》言“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都體現出“尚賢”“養賢”已被《易傳》吸納和發展，成爲一種規律性、根本性的思想。此外，在一些具體的政治主張方面，《易傳》更直承墨家之說。像《節卦·彖傳》“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云云，就源於墨家所倡導的“儉節則昌，淫佚則亡”等崇尚節儉的理論主張。

陰陽家的思想觀念中也反映出《易經》的深刻影響，可以說是《易經》理念的進一步發揮、發展。清華簡《筮法》等資料顯示，陰陽、五行觀念與《周易》的全面結合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實現。《易傳》則在建立和完善自身思想體系的過程中，不乏對陰陽家學說的吸納和借鑑。陰陽家最典型的五德終始說，以五種“德”之間的生剋制化爲核心。《易傳》更進一步用“生生”來概括這種規則，並以之爲宇宙及萬物存在的根本動力和依據。《呂氏春秋·有始覽·應同》對五德終始說有詳細的記錄，其中提到事物根據“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的原則進行分類，後來的“天人感應”之說便是基於這一理念逐漸發展而完成的。《易傳》亦重“感應”的思想，如《乾卦·文言傳》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說法，《同人卦·象傳》亦有“君子以類族辨物”之言，都體現了對陰陽家思想的採納和融會。

除墨家、陰陽家外，法家、兵家的思想傾向在《易傳》中亦有體現。例如《韓非子·心度》有“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的說法，力主“變法”，便與《易傳》“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通”理論一脈相承。法家的“用獄尚刑”觀念在《易傳》中亦多有反映，《賁卦·象傳》“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之語，《解卦·象傳》所謂“君子以赦過宥罪”皆是明證。此外，《蒙》《噬嗑》《豐》《旅》諸卦也都蘊含着以儒家教化爲主、兼及施以刑罰的傾向。兵家極重用兵之法，常用“道”這個範疇闡述其對於戰爭規律的認識與總結，如《孫子兵法·計篇》有言：“兵者，詭道也。”兵書中亦多有諸如“凡戰之道”“凡兵之道”之類的表述。六十四卦中亦涉及軍旅之事，如《師》《同人》《謙》《晉》等卦。《易傳》在提煉、總結其中義理之時，則對兵家之“道”有所借鑑和吸納，並使用“中”這個範疇來概括總體規律。如《師卦·象傳》：“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同人卦·象傳》：“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剋也。”清代魏源在《孫子集註序》中曾感嘆：“《易》其言兵之書乎！”又說《易傳》所闡發的易道與兵家之道是相近、相通的，“其道皆冒萬有，其心皆照宇宙，其術皆合天人、綜常變者也”。

可以看出，對先秦墨、陰陽、法、兵家等諸子各派而言，《易經》是它們開宗立派的重要思想來源，《易傳》又在儒道互補的基礎上，融攝、會通各家思想學說，凝聚成爲系統的哲理性著述，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時，也將諸子各家的思想發揚光大，這是一種在認同、包容基礎上的綜合超越、創新發展。

也就是說，先秦諸子各家均從《易經》之中獲取借鑑和養料，進而發展成各自獨特的理論形態，後來在易學在向人文理性轉化的過程中，諸子各家的思想學說又反過來影響着《易傳》的問世。《易傳》呈現出儒道互補、以儒爲主、綜合百家、超越百家的思想傾向，這種“一致百慮”“殊途同歸”的思想品格和文化特徵，使得《周易》經傳在秦漢以後成爲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源頭和內在靈魂，成爲儒釋道三教思想文化融合的堅實平臺和重要津樑，方以智甚至有“三教歸《易》”的說法。可以講，《易傳》諸篇的產生歷程和思想內容，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兼容幷蓄、融合百家之學、同化外來文化的能力和魄力，至今仍然值得我們認真研讀和深刻領會，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作者：張濤，系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易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出版基金項目五洲傳播出版社“四庫全書·經部·易類”項目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