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府參謀組織型塑中日戰爭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本報資料照片）

戰爭、制度與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國府高層參謀機構一是負責國防計劃的參謀本部，一是負責軍令的軍委會，兩機構合組有如日德參謀本部。盧溝橋事變起，蔣中正向前線發出很多電報指示機宜，他對中央軍事機構發出的第一則命令，就是經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轉給參謀總長程潛，其後諸多透過參謀本部的部署指令，即是運用參謀組織應付外來威脅。梳理國府高層參謀組織（參謀本部、軍委會和後來改組的軍委會第一部）在中日戰爭之初的主要作用，概有四點。

第一，協助蔣中正的指揮。參謀總長程潛等高層參謀經過討論規劃，提供蔣中正有關調動軍隊的諸多建議。軍政部長何應欽召集軍方高層每日開會，出席者除軍政部高級人員，還有參謀本部的參謀總長程潛、次長熊斌、廳長龔浩與徐祖詒、處長尹呈輔、科長羅澤闓、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與副主任劉光等人，共同討論敵情、戰略、動員、彈藥、後勤、防禦工事、部署細節等諸多事宜。蔣中正固然爲親力親爲的最高統帥，背後參謀羣在其大方向指示下，協助籌劃全盤戰局，作出細部規劃與部署，並付諸實踐。戰事轉烈之際，參謀羣分赴前線主持或參劃軍事。程潛後來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指導華北全盤戰局；參謀本部主管作戰的第一廳成員支援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投入中日間第一場大會戰淞滬會戰；參謀本部廳長徐祖詒後來成爲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參謀長，獲高度評價，爲臺兒莊勝利之功臣。

第二，擴大軍事核心，統合軍令權。開戰半年間，軍委會一度改組爲大本營，未幾改回軍委會並予擴充，組織與人事基礎奠基於戰前的發展。軍委會參謀總長以參謀本部參謀總長程潛出任，副參謀總長爲桂系要角白崇禧，第一部系主要作戰機構，部長爲桂系黃紹竑。參謀本部仍然存在，主要人員進入軍委會第一部工作，如第一廳廳長龔浩轉任第一部作戰組組長，第二廳廳長徐祖詒轉任情報組組長。國府主要軍係爲中央軍、西北軍、晉綏軍、桂軍，西北軍領袖馮玉祥、晉綏軍領袖閻錫山已於戰前納入中央，任軍委會副委員長，此際納入桂軍要人，可以避免載灃、袁世凱縮小軍事核心之弊害，統合地方主要軍系。

第三，指引開戰過程。蔣中正戰時的軍事部署，建基於戰前參謀本部國防作戰計劃。戰前計劃預定在開戰之初，華北宋哲元部就地抵抗，在河南的中央軍劉峙集團開進華北增援，佔領陣地，示以決心，以戰逼和。如若戰事擴大，則主動進攻，與日軍決戰、會戰；如若戰況不利，便改採持久戰，節節固守，逐步消耗敵人。或謂盧溝橋事件以來，蔣中正臨機應變，初始欲以進爲退，局部解決，平津失陷以後纔開始全面備戰。若依戰前計劃脈絡來看，蔣在七七之始便開始派兵北上，部署軍隊，準備全面戰爭。他的部署變中有常，其對日和戰考量、予地方軍系壓力，與部隊推進並行不悖，有戰前計劃的基礎，並非臨機應變。上海方面，戰前國防計劃規劃戰端一啓，全力撲滅在上海之敵軍，沿江海阻止敵之上陸，如若戰況不利，便逐步後退，堅守預設陣地，拱衛首都南京。實際上，蔣亦如戰前計劃，主動進攻上海日軍。學界爭論的軸線移轉說，認爲國軍主動挑起淞滬大戰，使日軍作戰線由北向南轉爲由東向西；實際上在淞滬開戰前，大多部隊皆依戰前作戰計劃往華北集結，主戰場在華北，淞滬的主動攻擊系攻勢防禦的一環，戰事愈趨緊張時，方纔逐步轉移原定赴華北的部隊到上海。隨着華北戰事崩潰而淞滬戰況吃緊，蔣決定引敵南下，將主戰場從華北轉到上海，至是方脫離戰前國防作戰計劃的規劃，淞滬成爲全國戰爭核心。

第四，左右戰爭走向。過去常認爲國軍對日採「空間換取時間」，不爭一城一地得失。實際上戰前計劃系國軍推進至第一線強力抵抗，爭取重要城市或防線，非輕微抵抗後撤至後方。中日開戰後一直到日美開戰前，國軍持續按此攻勢防禦戰法，對戰爭全局有深遠影響。從中國脈絡言之，其正面效果至少有四：（一）攻勢防禦，往往藉投入中央軍帶動地方軍系，促使紛雜的中國軍隊得以凝聚抗敵。（二）藉地區性決戰，延燒戰火於大城市，擴大宣傳，激起中國民族主義，俾政府動員人力物力。（三）使國際看到中國政府對這場戰爭的執着，促成國際同情與支援。（四）日軍爲擊退國軍，不斷擴大戰面，無法安穩佔領奪取的地域，消耗戰爭資源，迫其不得不向東南亞發展，爲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遠因之一。負面結果，也至少有四：（一）大幅消耗國軍戰力，影響政府的國家治理與對外談判籌碼。（二）部分會戰由中央軍打頭陣，或成爲日軍主要目標，軍力消耗加劇，中央與地方力量消長，導致居首的桂系在戰後得以與中央分庭抗禮。（三）國軍主動攻擊優勢日軍力不從心，統帥部的規劃與基層部隊能力形成落差，陽奉陰違、假戰報大行其道，中央對全國部隊或戰局的掌握能力未能提升（甚或下降），對戰後國共內戰軍事行動有致命性影響。（四）爲整補殘破國軍，嚴重消耗國家資源，加劇對民間的攫取，形成反政府言論與行動的溫牀。當然，上述正負面結果，不是攻勢防禦單一原因促成，但戰略戰術引領戰爭全局，其作用應不容輕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