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經典音樂是怎樣“紅”起來的

【熱點觀察】

《唱支山歌給黨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和我的祖國》《愛我中華》……最近一段時間,在機關、在學校、在公園裡、在高鐵上,這些熟悉的旋律總會不經意地飄進我們的耳朵。多少年來,這些紅色經典音樂,將民族記憶化在音符和旋律中,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旋律裡流淌着時代記憶

文藝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每一首紅色經典音樂作品,都是在時代的激盪中產生的,在作用於時代的同時,又成爲記錄時代的符號,它們的旋律裡天然地留存着歷史的印記。不管是聆聽欣賞,還是開喉放歌,都是對歷史的重溫。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革命政變。當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總方針。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土地制度,是土地革命的目標和任務,這投射到音樂創作中,便產生了一系列土地革命主題歌曲

這一時期,蘇區音樂人才匱乏,再加上鬥爭形勢緊張,很多紅色歌曲都採用“舊曲填新詞”的方式創作,即曲調借用民歌、學堂歌甚至外國歌曲的旋律,再配上自己寫的詞。比如,《土地革命歌》就套用了法國兒歌《雅克兄弟》的曲調,也就是兒歌《兩隻老虎》的旋律。其歌詞爲:“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們要做主人,我們要做主人,真歡喜,真歡喜。”簡單明瞭的歌詞,直白地反映了廣大農民的訴求。隨着工農革命運動的開展,這首歌很快在根據地廣泛流傳開來。

隨着日寇侵略的加劇,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爲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游擊隊歌》《黃河大合唱》等抗日救亡歌曲相繼誕生。這些歌慷慨激昂,催人奮進,如同戰鬥號角,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抗日士氣。比如,上海淪陷後,手無寸鐵的學生面對日本憲兵,高唱着“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走上街頭爲抗戰募捐。臺兒莊大戰期間,中國軍隊唱着《大刀進行曲》與日軍血戰。這些歌曲的意義早已超越作品本身,它們是時代強音,也是民族精神的象徵。正因如此,2015年,在當時的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發起的“我最喜愛的十大抗戰歌曲”網絡投票中,上述歌曲全部入選。

文藝源於生活。有什麼樣的生活,就有什麼樣的歌聲。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各項事業蒸蒸日上,反映到歌曲中,自然是一片歡快、喜悅的旋律。《我們走在大路上》《社會主義好》等反映了20世紀50年代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場景。《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我和我的祖國》,則表達了改革開放後日漸富裕起來的中國人的那種喜悅以及對未來的信心。

音符中鐫刻着紅色基因

無論是一個民族,還是一個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等不同時期形成的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巖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鋒精神、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抗洪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等精神財富,賦予了我們前所未有的自信氣質,讓我們行走在民族復興道路上的步伐從容而鏗鏘。

紅色經典音樂,以藝術化的方式對黨史國史進行記錄,對紅色精神進行闡釋謳歌。對紅色經典音樂的每次聆聽和傳唱,對個體都是一次精神洗禮,能夠爲我們繼續前行提供源源不斷的力量。

1965年,蕭華將軍根據自己參加長征的經歷和真實感受,創作出一組形象鮮明、感情真摯的長詩,共12首。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軻遇秋選擇其中的10首譜成了《長征組歌》。這10個部分描繪了完整的長征過程:從瑞金出發的《告別》到《突破封鎖線》《遵義會議放光輝》《四渡赤水出奇兵》《飛越大渡河》《過雪山草地》《到吳起鎮》等一系列艱難曲折的激烈鬥爭場面,最終迎來《祝捷》《報喜》和《大會師》的全面勝利。歌曲中的戰鬥生活場面環環相扣,巧妙地把各地區的民間曲調與紅軍傳統歌曲的曲調融合在一起,最終匯成一部主題鮮明、內容豐富、形式新穎、風格獨特的大型聲樂套曲,表現了紅軍將士的英勇頑強。今天,哪怕對長征歷史一無所知的人聽了《長征組歌》,也會被旋律中閃動着的革命激情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所感動。同樣,《紅梅贊》之於紅巖精神,《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之於抗美援朝精神,《學習雷鋒好榜樣》之於雷鋒精神,都是在用音符爲今人架設與歷史對話的橋樑,都是在用旋律對紅色精神進行傳遞和弘揚。

今天,很多地方和單位經常舉辦各種形式的唱紅歌活動。一些年輕人可能不明白,爲何要反覆詠唱紅歌。紅歌不同於其他歌曲,其蘊含着紅色基因,承載着革命精神,也許少了些個體的小悲歡,但卻是對歷史的大書寫。唱紅歌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文娛活動,而是在跟歷史對話。在對歷史的一次次回眸中,一些紅歌漸漸深入人心,成爲經典。

歌聲裡散發着藝術之美

長期以來,總有人對紅色音樂心存誤解,覺得它們的功能主要是宣教,在藝術上缺乏特色。其實不然。紅色音樂中既有號子、田歌、小調、多聲部民歌,也有兒歌、風俗歌、燈調、牧歌、船歌漁歌、叫賣歌,並受到不同地域風俗、語言的影響,所以具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和地域特徵。一些紅色音樂作品,囿於當時的客觀條件,在藝術上可能稍顯粗糙,但能流傳至今的作品,每一首都經過千萬人傳唱,經受住了時間的淘洗,有的還經過藝術家不斷改造,取得了不小的藝術成就,因此才成爲經典。

20世紀40年代,王大化等人創作的《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秧歌劇,一經演出就受到陝甘寧邊區軍民的熱烈歡迎。《兄妹開荒》的音樂以陝北民間音樂爲基礎,並在演唱形式上進行創新,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深受羣衆喜愛,引領了陝甘寧邊區的藝術潮流。據史料記載:當時延安的老百姓,經常一面跟着秧歌隊跑,一面高聲邀約:“去看王大化!”他們看了一場又一場,王大化成了延安老百姓心中的明星。

還有一些紅色經典音樂作品,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是突破性的,成爲民族藝術長廊裡永恆的豐碑。大型聲樂套曲《黃河大合唱》,以中華民族母親河黃河爲背景,用高超的創作技法和獨具特色的民族音樂語言,展現了抗日戰爭的壯麗圖景,並向全國發出民族解放的戰鬥號角。這部作品共有八個樂章,採用了七種不同的演唱形式,音樂語言明快簡練、通俗易懂,創作手法多樣新穎,被認爲是一部反映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音樂史詩,是我國近代大型音樂作品的典範之作。時至今日,它仍然被廣泛傳唱,閃耀着燦爛的藝術光輝。此外,被譽爲民族歌劇里程碑式作品的《白毛女》,在音樂上創造性地將西方歌劇的歌唱形式與我國傳統戲曲中的板腔體相結合,並吸收利用了大量民歌元素,爲中國民族歌劇開闢出新的道路。

改革開放後,一些聲樂作品,如《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春天的故事》,甫一面世迅速傳遍全國,成爲演出舞臺和人們日常生活中經常演唱的歌曲。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在創作手法、演唱方法等方面均大膽創新,更加符合當代人的審美。

與催生大量紅色經典音樂作品的革命戰爭年代相比,當今世界雖沒有硝煙瀰漫,卻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們思想觀念的震盪絲毫不亞於革命戰爭年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需要更多貼合時代的紅色經典音樂來鼓舞民衆鬥志、振奮民族精神,同時帶給人美的感染力。

(作者:劉輝,系聲樂藝術家、南方科技大學講席教授、瀋陽音樂學院前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