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默克爾時代德國：提高最低工資、停用煤電，畫餅還是美好藍圖？

“紅綠燈起來了。”

12月8日，經過德國聯邦議會正式選舉、總統任命，社會民主黨總理候選人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正式成爲聯邦總理，並隨即任命聯邦政府部門首長團隊。新政府由社會民主黨、綠黨和自由民主黨三黨聯合執政，由於政黨顏色分別爲紅、綠、黃，被外界戲稱爲“紅綠燈聯盟”。

從選舉結束，到執政聯盟組建完成，歷時兩個多月。在9月25日舉行的德國聯邦選舉中，社會民主黨獲得25.7%的選票，領先於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由基民盟、基社盟聯合組成），後者獲得24.1%的選票。隨後，社民黨和綠黨、自民黨達成三黨聯合執政的共識，三方於10月21日進入組建執政聯盟的談判。來自各個領域的約300名專業人士被分到20個工作組，就聯合執政協議進行草擬，並且在11月10日正式遞交給三方談判代表，進行商定。聯合執政協議在11月24日發佈，新政府組建方案成爲定局。

這是兩德統一以來，第一次出現三黨聯合執政的局面。在以往的選舉中，如果不是聯盟黨和社民黨兩個大黨聯合執政，就是由其中一個大黨和政見相近的小黨聯合執政（如聯盟黨與自民黨、社民黨與綠黨）。然而，隨着大衆政黨基本盤縮水、小黨伴隨年輕世代崛起，兩黨執政的局面逐漸不再現實。因此，本次選舉中，社民黨、綠黨兩個左翼政黨最終首次攜手政治光譜另一端的自民黨，形成三黨聯合執政。

11月24日，三黨聯合發佈終版聯合執政協議 / 網絡

聯合執政的三黨，將自身的基調定格爲 “勇於嘗試更大的進步(Mehr Forschrift wagen)”，以此作爲聯合執政協議的標題。將“更大的進步”置於題目之中，顯著地表現了執政聯盟的想法：在此之前，以務實著稱的默克爾帶領中右翼政黨聯盟黨主導執政長達十六年，形成了相對平穩持續的政治環境，因此，新的執政聯盟急切地希望以變革來樹立新政府的形象。自民黨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就認爲，三黨雖然有分歧，“但是我們對於現狀亟需改變這件事情的觀點卻是一致的。”

同時，強調“更大的進步”，也是迴應對三黨聯合執政的談判是在尋求妥協的質疑。朔爾茨就表示，三黨形成執政聯盟的思路，不是尋求最大公約數，而是“我們因爲想要進步而團結在一起”。

“如果朔爾茨成爲總理，那麼他必然將是一個氣候總理。”在組閣談判前期的10月25日，綠黨聯合主席羅伯特·哈貝克(Robert Habeck)就如此表態。

氣候政策是這次三黨聯合執政的談判中最爲重要的話題之一。一方面，氣候議題是近年來最爲顯著的國際議題，在德國，“週五護未來(Friday for Future)”等社會運動聲量高漲，加上組閣談判期間又值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召開。因此，幾乎所有政黨都繞不開氣候議題。此外，德國綠黨時隔16年重返執政，生態環保議題作爲綠黨訴求的核心，自然具有十足的分量。

2020年2月德國漢堡的“週五護未來”運動，參與者超過6萬人 / 網絡

氣候問題是綠黨的底線。在談判一開始，另一位綠黨聯合主席安娜萊娜·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就明確，如果新政府的政治綱領不能夠突破巴黎協定，那麼綠黨就不會參與組閣。按照巴黎協定，氣候變暖的幅度對比前工業時代應被控制在1.5度之內。10月9日，綠黨青年的全國發言人喬治·庫爾茨(Georg Kurz)表態，要求1.5度的目標必須是新政府組建的基礎。“我們的目標是從根本上改變事物，我們不需要小修小補的政策。”

同時，綠黨政要們在組閣談判期間不斷強調，氣候並非新政府組建的其中一個面相，而應該是貫穿整個政府組建的核心邏輯之一。11月21日，貝爾伯克在綠黨勃蘭登堡的黨代會上發言認爲，“氣候中和必須成爲各個政治領域的指導性原則，不僅僅是環境部門，也包括農業、交通、商業和工業。”

然而， 來勢洶洶的綠黨在組閣談判前期的表現飽受詬病。10月15日，三黨聯合執政的初步協議(Sondierungpapier)出臺，綠黨先前提倡的高速公路限速議題不見蹤影。按照這一議題，高速限速能夠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達到每年800萬噸，相當於德國國內航班的碳排放量總和，並且，對比其他經濟和能源改革，這樣的減碳行動幾乎沒有任何成本。德國環境援助署負責人于爾根·雷什(Jürgen Resch)據此批評，這將對綠黨的氣候保護政策的可信度造成強烈和持久的傷害。德國“週五護未來”運動的青年領袖路易莎·紐鮑爾(Luisa Neubauer)則在推特上針對初步協議寫道：“這不是普通的政府組建。這是在失控的、系統性的生態危機背景下的政府組建。我們必須改變談判的方式，明白什麼是可以妥協、什麼是不能妥協的。”

儘管如此，氣候議題相關政見依然貫穿後來正式發佈的聯合執政協議。其中最爲核心的就是提前淘汰煤電的最後期限：按照協議，“在理想狀態下”，要實現2030年內完全淘汰煤炭供電，這比默克爾政府的規劃提前了八年；同時，將203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的份額目標從65%提升到80%。

德國截至2020年的電力總裝機容量按來源分佈 / Clean Energy Wire

淘汰煤電的另一面是加大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按照協議，風電方面，政府重點支持海上風電項目，預計在2030年達到30吉瓦的電力容量，就陸地風電而言，聯邦各州風電設施佔地目標應從目前的0.9%提升到2%；光伏發電方面，加大對太陽能發電的基礎設施建設，力圖在“所有合適的屋頂區域”都推廣太陽能光伏系統。在2030年，應該實現至少200吉瓦的電力容量。此外，氫能源將被大量應用，政府預計讓氫能源在2030年提供10吉瓦的電力容量。

除去能源供給，新的組閣協議也包括對汽車市場的規限。按照協議，2035年前德國將逐步停止應用內燃機技術；2030年將實現1500萬輛電動汽車，並且通過加強二氧化碳價格證書交易，使得碳排放每噸價格不低於60歐元，從而使得煤炭能源失去市場吸引力。

當然，執政聯盟也針對轉型帶來的問題，形成了相應的政策應對思路。在能源危機的背景下，提前淘汰煤電、轉向可再生能源的計劃承受着龐大壓力。爲應對能源轉型期間的電力供應問題，天然氣被作爲過渡期能源使用，天然氣能源供暖的淘汰期限爲2030年代中期，天然氣發電則在2040年結束。此外，三黨一致同意，爲了讓普通人和中小企業能夠負擔能源轉型期的電力正常使用，EEG附加費將在2023年取消。EEG附加費來自可再生能源法案(Erneuerbare-Energien-Gesetz)，是德國爲推廣生態電力系統所提供的資金，也是德國電費的一個組成部分。取消附加費，被認爲將有助於穩定電力能源的市場價格。

這樣的氣候新政不僅在歐洲，在全球都屬激進之列，也不可避免地引致認爲新政府不切實際和考慮不周等異議，其中自然以淪爲在野黨的基民盟爲代表。在基民盟看來，提前淘汰煤電是一種莽撞而不務實的表現。10月29日，基民盟黨主席候選人、擔任過環境部長的諾伯特·呂特根(Norbert Roettgen)對外表示，此前2038年的目標是“廣泛地考慮了不同方面的利益之後的結果”，想要實現氣候轉型，首先應該選擇現實的道路；10月19日，另一位基民盟政要，薩克森安哈特州州長雷納·哈瑟洛夫(Reiner Haseloff)也提出，提前煤電淘汰的最後期限，必將造成能源方面的短缺。

德國截至2020年的總髮電量按來源分佈 / Clean Energy Wire

此外，內燃機技術的淘汰也頗有爭議。10月28日，基民盟經濟委員會的秘書長沃爾夫岡·斯泰格(Wolfgang Steiger)認爲，停止安裝內燃機的計劃會對工業區產生衝擊。這項政策將會影響大大小小的企業與個人，在德國，日常通勤的工薪階層大多是駕駛私家車上下班。“我們必須非常清楚一點，氣候政策不是用來去工業化的，而是用來去碳排放的。”

尊嚴(Respekt)和公平(Gerechtigkeit)，是新任聯邦總理朔爾茨在這次聯邦選舉中使用的高頻詞彙。對於社民黨這個老牌中左翼政黨來說，關注社會分配的公平問題是其長期傳統。隨着社民黨在選舉中獲勝，並與同爲左翼的綠黨結盟，提升中低階層福利以增強“社會凝聚力(gesellschaftliche Zusammenhalt)”的思路，幾乎貫穿新政府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全部立場。

將法定最低工資提升到每小時12歐元是朔爾茨本次選舉的核心訴求之一。社民黨的獲勝使得這項政策的出臺幾乎沒有異議。法定最低工資的設定直接影響中下階層的收入水平。2015年1月，德國首次設立每小時8.5歐元的法定最低工資。之後，法定最低工資經過五次提升。在聯邦選舉之前，這一數字已經達到每小時9.6歐元。新政府則打算將法定最低工資直接拔高到每小時12歐元。

朔爾茨的競選站廣告（圖左下側）：“12歐元的最低工資——1000萬人的更好報酬” / SPD Warendorf

儘管推高法定最低工資可能帶來其他階層的連鎖效應、進而造成通脹風險，然而這一舉措會直接爲中下階層帶來收入增加。按照朔爾茨的說法，將有共計1000萬員工從法定最低工資的提升中直接受益。德國東北部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的州長馬努爾拉·斯維斯意格(Manuela Schwesig)則認爲，該政策將對許多東德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提供直接幫助。

除去勞工領域，家庭與養老方面也有明確的福利政策。

在家庭領域，建立基本的兒童福利在執政協議上赫然在目。基本兒童福利主要爲貧困家庭的兒童提供補助。新政府力圖通過形成一個綜合性框架，整合既往的各種針對貧困家庭兒童的補貼，實現統一計算與發放，以簡化申請程序、免除繁瑣的申請手續帶來的困擾。

在養老領域，法定養老金制度幾經談判，最後在社民黨的主導下，新政府承諾養老金不會削減，水平穩定在48%，繳費比率不超過20%。同時，退休年齡也沒有進一步提高。

新政府也提出改善租住條件的舉措。按照聯合執政協議，德國政府當前所實行的租金制動(Mietpreisbremse)將延長到2029年。同時，租金上漲限制將變得更加嚴格：在住房緊張的區域，倘若現有租金低於當地租金，那麼租金在三年內的上漲幅度從15%縮小到11%。同時，新政府將通過興建新住宅來緩解租住壓力，按照協議，計劃每年將要興建400000套新公寓，其中的100000套將由國家出資興建。此外，新政府還新設立了住房建設部，由社民黨的Klara Geywitz出任部長。

2021年4月柏林抗議取消租金上限法律的抗議 / 網絡

近年來，租金上漲的問題在柏林等大城市形成了嚴重的社會矛盾。儘管在2015年，聯邦政府已經實行了租金制動措施，限制租金上漲，但依舊無法解決高昂租金給中低收入人羣帶來的壓力。2019年，柏林曾經實行更爲嚴厲的《柏林房屋租金上限法案》，將租金凍結在2019年6月19日的水平，該新法令在2020年2月23日生效。然而，僅僅一年多之後的今年4月，卡爾斯魯厄的聯邦憲法法院第二參議院又宣佈柏林的租金上限法違憲無效，爲此曾有上萬柏林市民上街抗議。

野心勃勃的三黨聯合執政協議，要求“敢於嘗試更大的進步”。這樣的夢想背後，牽涉到資金支持的問題，按照綠黨主席貝爾伯克的說法，要實現氣候中和、數字化等現代化目標，每年大約需要至少500億歐元的支持。那麼，誰來爲這些變革的夢想買單？

這牽涉到財稅政策。通常來講，最直接的解決方案是增稅。例如，在這次組閣談判中，已經出現通過向高收入人羣增稅來支持中低階層社會政策的觀點。例如社民黨聯合主席諾貝特·瓦爾特－博爾揚斯（Norbert Walter-Borjans)就表示，對中低階層提供的資金不可能從天而降，只能從高收入者手裡拿出來：“如果中等收入者的減負不是由高收入者的更高稅收來資助的，那麼中產階級最終會自掏腰包——通過減少國家福利或在其他地方提高稅收來支付救濟金。”

然而，增稅的方案被自民黨強硬否定。作爲以經濟議題見長的右翼政黨，自民黨在本次組閣談判中的底線十分明確：不能增加稅收。

未來的財政部長、自民黨主席林德納在競選期間 / 網絡

自民黨對於穩健的財稅政策如此強硬有其歷史原因：在2009年到2013年間，自民黨曾經在默克爾的聯盟黨聯合執政，然而由於在執政四年期間未能實現選舉中的減稅承諾，自民黨在2013年選舉中一敗塗地，甚至失去在國會的席次。因此，在這次組閣談判中，自民黨在增稅問題上幾乎沒有讓步的餘地，在10月15日出臺的三方談判初步協議中，就明確了不增稅的原則。此外，自民黨對聯邦政府財政事務的主導權志在必得，主席林德納在談判一開始就被認爲是財政部長的不二人選。

那麼，在不增稅的財稅基調下如何可能實現“更大的進步”？

在組閣過程中，這一分歧明顯：對於社民黨和綠黨都支持繞過德國的債務制動（Schuldenbremse），通過擴張債務支持現代化建設；自民黨則堅決反對出於除新冠疫情之外的原因，繼續延長對債務制動的擱置。按照自民黨的要求，由於新冠疫情而被擱置的債務制動，將在2023年繼續生效。

在不影響債務制動的前提下擴寬金融渠道，成爲組閣談判中的焦點議題。自民黨主張通過市場經濟的機制創新來解決現代化政策的資金來源。按照自民黨秘書長沃爾克·威辛(Volker Wissing)在10月23日的說法，”不管是氣候中和的轉變、數字化的實現還是人口變化的管理，都是國家無法單獨完成的艱鉅任務。”“在市場經濟中，這也是企業的任務，國家則有必要形成投資的渠道。”自民黨主席林德納也表態：“只有在強大的經濟基礎上，我們纔可能實現社會生態目標。”

在聯合執政協議中，新政府主張通過建立氣候基金(Klimageld)來減輕社會負擔。除此以外，自民黨還引入“超級抵扣(Superabschreibung)”作爲氣候資金來源之一。按照這項政策，如果企業投資數字化及減少碳排放相關的項目，那麼這些投資將在兩年內得到稅收減免。

此外，新政府也計劃通過養老金的股份制改革來保證養老金水平的穩定。在自民黨的推動下，部分養老金將通過資本市場融資。按照這項計劃，成立一個獨立機構管理一項預算爲100億歐元的基金，其資本回報則可以成爲法定養老金的部分來源。

儘管如此，本屆新政府發展藍圖背後的資金問題，仍然是外界質疑的焦點所在。作爲反對黨政要，聯盟黨議會黨團主席拉爾夫·布林肯豪斯(Ralph Brinkhaus)就對聯合執政協議的資金來源表示質疑，基民盟秘書長保羅·齊米亞克(Paul Ziemiak)更是認爲執政聯盟已經嚴重左傾，他在推特上寫道：“朔爾茨不過是左傾社民黨的資產階級遮羞布。我無法想象，自民黨是如何在紅綠燈這麼一個左翼聯盟裡保住顏面的。”

然而，無論造成多大的爭議，隨着12月8日，朔爾茨領導的三黨聯合政府宣誓就職，後默克爾時代的新紀元都將正式開啓。“紅綠燈”將如何引導這個歐陸強國走過未來四年的各個路口，都值得期待。(責編 / 張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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