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圓桌對話：用反制告訴美方，霸道高關稅是錯的

來源：環球時報

編者按：近日，美國借“對等關稅”的名義挑動全球範圍的“關稅戰”，引起國際輿論關注。中國爲什麼必須就“對等關稅”實施反制？“美國貿易吃虧論”“美國被剝削論”等論調爲什麼是錯的？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話題展開討論。

宋國友：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約翰·麥考恩：美國航運專家、海洋戰略中心（CMS）非常駐研究員

潘勇：重慶工商大學公管學院教授

面對美國霸道關稅，爲何必須反制？

宋國友

面對美國政府蠻橫對外加徵所謂“對等關稅”，中國亮出鮮明態度並予以反制，堅決不退縮，絲毫不退讓，展現了大國外交的鮮明底色。

中國反制，既有道的基礎，也是術的要求。從道的角度看，美國對外加徵關稅是霸道，中國反制是公道。國家間存在經貿分歧很正常，維護自身利益可以理解，但美國是極爲霸道地用關稅宣泄着對全世界的不滿，謀求讓其他國家付出貼補自身的所謂“損失”。這明明是要從別國那裡硬拿，卻非要找其他國家“對不起美國”的藉口。

筆者認爲，美方“對等關稅”霸道有三。一是邏輯霸道。美國政府無視國際貿易的基本邏輯，以美國存在貿易逆差就認定其他國家佔美國便宜，要對外徵收關稅。貿易總有順差或者逆差，難道順差國就一定有錯，逆差國就一定有理？難道美國不是對有些國家逆差的同時，對另外一部分國家有順差？按照美國的邏輯，美國是不是對那些順差的國家使“壞”了？如果說貿易逆差有問題，那根源也不在外，而在於美國消費過多這一國內經濟結構問題，華盛頓應該着手改革國內經濟結構。但其邏輯霸道就在於，美國鉅額逆差都是因爲外因，都是其他國家“壞”，迴避自身問題，甚至壓根不認爲自身有任何問題。

二是計算霸道。白宮宣稱美國受到全世界的不公平對待，最開始也煞有介事地要求商務部、貿易代表辦公室等部門用一段時間拿出評估報告。本以爲華盛頓會用翔實的數據，科學的方法說明美國受到“不公平待遇”到底爲何，但最終卻用一種極爲蠻橫、粗暴的計算方式，直接用其他國家與美的雙邊貿易差額除以對美出口額，以此計算出所謂的對等關稅。更令人憤慨的是，即使有部分國家對美國是貿易逆差，但華盛頓也要對這些逆差國徵收10%的關稅。無論是部分國家被徵收的高額關稅，還是所遭遇的莫名其妙的10%基準關稅，都缺乏基本的學理計算依據。

三是手段霸道。美國政府公開宣稱，對外徵收“對等關稅”，其他國家必須接受，因爲美國手上有牌，而其他國家手上沒有牌。所謂有牌，就是市場大、實力強；所謂沒牌，就是市場小、實力弱。如果其他國家不答應接受美國條件，美方就威脅徵收更高的關稅，直至其他國家同意爲止。這是典型的霸道思想、強權思維，是把國內市場“武器化”的脅迫手段。美國與其他國家沒有協商，缺乏尊重，自以爲實力強，就可以不問事情本源，不顧道義準則，脅迫他國損失自身正當利益來追逐本國不當利益。

正因爲對華關稅是霸道之舉，中國絕不接受，因此美國政府更求之於術的實施，希望用“交易的藝術”實現目標。可惜沒有大國正道作爲基礎，這個“術”容易走得更偏。交易本是市場經濟的精髓，基於自願，立足協商，實現共贏。但任何交易不能變成“強買強賣”，更不能變成敲詐或訛詐。反覆極限施壓，他國一旦不遵從，就對其威脅升級，發最後通牒。這哪是什麼交易？簡直就是以大欺小，甚至是敲詐勒索。中國如果面對這種歪術和邪術選擇退讓，就是助長了國際社會的歪風邪氣。

美國“對等關稅”的道、術皆不正。更何況，作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美國重要的貿易對象和所認定的國際對手，中國已經成爲美國對外關稅戰的最大目標。因此，中國必須用堅決的態度和有力的反擊，既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又捍衛自身合法權益。中國態度已經明確，繼續打還是選擇談，取決於美國。美國如果希望尋求國際社會幫助解決本國問題，就必須從道和術兩方面加以改善。放棄霸道，迴歸正道，選擇謙虛，用真誠、平等的態度，同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進行溝通，尋求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互利共贏的情況下獲得最大的政策公約數。尤其要提醒，美國是全球大國，不是一個普通公司，不能像管理一個個人所有的公司那樣管理美國，更不能像公司做生意那樣採取各種手段來處理國家間外交。

徵收船舶停靠費只會造成巨大混亂

約翰·麥考恩

當今世界，航運業正以人們可能意識不到的方式影響着地球上幾乎每個人。近期，“船舶（停靠）費”成了美國新政府頻頻談論的話題。在我看來，航運業與全球貿易有着直接且密切的關係，貿易使所有參與方受益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它不僅增加了全球財富，還促進了世界和平，幫助大量人口擺脫貧困。

我將船舶（停靠）費視爲另一種形式的關稅——且是更爲粗暴的形式。雖無法完全洞悉政策制定者的動機，但其中顯然存在強烈的政治意圖，且這項措施與他們聲稱要達成的目標完全不匹配。近期某些逆全球化舉措令我感到驚訝、困惑與沮喪，尤其是在美國，貿易帶來的好處是實實在在的，問題在於政策制定者未能建立更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顯然，船舶（停靠）費將對美國經濟造成極大的擾亂。若計劃得以實施，將絕非單一費用那麼簡單，相關後果極爲嚴重。例如，集裝箱船或將考慮改道加拿大或墨西哥港口以避開美國港口。儘管貨物最終仍會抵達美國，但航線更長、成本更高。這將直接衝擊美國碼頭工人及與之相關的整個物流產業鏈，導致美國經濟活動萎縮，成本大幅上升。

挑戰遠不止於此。過去船舶通常會停靠美國西海岸的多個港口，徵收船舶（停靠）費可能導致船隻僅選擇單一港口，放棄其他港口。這樣引發一些港口嚴重擁堵，可能難以應對不斷增長的業務，就像此前洛杉磯港外百餘艘貨輪滯留引發的供應鏈中斷危機。

這項費用的更荒謬之處在於，由於適用所有船隻，它將無差別地直接對美國出口產生負面影響。通常情況下，傳統關稅僅針對進口。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貿易壁壘終將招致反制措施——最終受損的往往是出口。船舶（停靠）費對出口的損害要大於對進口商品，因爲運輸高附加值商品的集裝箱尚可消化相關費用，而散貨船會遭受更沉重打擊。它甚至適用於那些抵達美國墨西哥灣沿岸，僅僅是爲裝載運往中國或其他地方的美國谷物的巴拿馬型貨輪。無論是艾奧瓦州農民種植的穀物，還是西弗吉尼亞州礦工開採的煤炭。

潛在影響難以估量，這就是爲什麼我將徵收船舶（停靠）費稱爲“貿易末日”。這會帶來各種負面結果，造成巨大混亂——遠超我們預期。審視當前形勢，不難發現，該計劃剝奪消費者選擇權、推高通脹、引發持續連鎖反應，令人不禁要問：我們究竟爲何要這樣做？

在華盛頓，這項政策提案被視爲“美國重振造船業計劃的一部分”，但我認爲，當今的美國造船業相比昔日幾乎不復存在，這與中國無關。造船業從美國轉移了——二戰期間我們的確規模龐大，但戰後英國成爲最大造船國。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日本超過英國，然後韓國超過日本。現在，是中國領跑。這些國家都是依託比較優勢發展造船業的。

造船業是個相對簡單的過程，主要的投入是勞動力和鋼鐵。長期以來，美國並非具有競爭力的鋼鐵生產國。至於勞動力，美國的工資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因此，我們的造船業走向衰落也就不足爲奇了。美國經濟的大部分已轉向服務業。這就是爲什麼當有人聲稱“我們造船數量不如中國的唯一原因是他們的不公平貿易行爲”時，我會覺得很天真。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據我測算，全球至少有一半的商船（無論懸掛哪國國旗或船主是誰）都在參與向中國運輸原材料或從中國運送製成品。鑑於中國的經濟規模，這很正常。歷史上日本、韓國等出口強國都深度參與航運業。有些人過度解讀中國的正常發展。當產品佔據全球半數貨艙時，發展相匹配的航運規模完全合理。

我堅信，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越多，彼此的經濟未來越緊密相連，就越有可能實現穩定與和平。中美之間存在着一種共生關係——中國商品支撐美國消費，美國則在服務貿易（尤其是創意服務）領域保持順差。

美國貿易吃虧？無稽之談

潘勇

美國毫無根據地加徵所謂“對等關稅”，擾亂了世界經貿規則和全球產供鏈體系。美國新政府上臺以來，以受害者的心態宣揚“美國貿易吃虧論”“美國被剝削論”“美國製造業外流威脅國家安全”等論調，從而揮舞起關稅大棒。但是，美方這些論調都是無稽之談。

首先，美國不是國際貿易的吃虧者，而是獲益巨大者。美政府拿出的美國“貿易吃虧”證據，僅限貨物貿易逆差，而對美國優勢的服務貿易卻閉口不談。前不久，世貿組織總幹事伊維拉專門發表文章批駁“美國貿易吃虧論”，強調“美國在服務貿易方面佔了全世界的便宜”。文章指出，2023年美國服務出口額突破1萬億美元，佔全球服務貿易額的13%；2024年服務貿易順差3000億美元，其中知識產權使用費就收入了1440億美元。美國政府不用完整、客觀的貿易數據說話，而是根據需要對數據進行選擇性取捨，這是典型的斷章取義、以偏概全。

其次，美國製造業外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政府與企業的主動所爲。二戰結束時，美國製造業佔全球的比例高達40%的峰值。爲了控制歐洲並佔領歐洲市場，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重建歐洲，推動了歐洲製造業的復甦。朝鮮戰爭爆發後，爲避免長途運輸所需物資，美國向日本企業下軍品訂單，促成了日本製造業的恢復。尤其是1974年7月美國與沙特簽訂秘密協議，“石油美元”體系建立，美國正式進入“金融帝國”時期。自此，以金融業爲核心的服務業逐漸成爲美國的支柱產業，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才，美國的製造業人口也逐漸流向以金融爲主的服務業。

此外，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隨着工會影響力擴大，工人爲爭取更高工資和更好工作條件不斷進行談判和罷工，導致了企業人力成本不斷上升。爲了保住競爭力，各大企業將勞動密集、高污染、高耗能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把研發、設計、營銷等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留在美國。可見，美國製造業向外轉移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是美國自己主導和推動的，美國是實實在在的最大受益者。通過製造業轉移，美國進口大量價廉物美的商品，獲得了40年的低通脹發展時期。“美國製造業空心化”的觀點也是以偏概全，因爲美國的製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依然控制着設計、研發、應用軟件、金融服務等高端環節，充其量只是加工製造環節轉移到了其他地區。

就中美貨物貿易逆差而言，中國對美國的高科技產品，如人工智能芯片有很大的需求，美國卻嚴格限制。現在，美國把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歸咎於“中國搞不公平競爭”。這完全脫離基本事實。

第三， 在美元霸權前提下，增加關稅將破壞世界經濟。1944年7月，《佈雷頓森林協定》確立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際貨幣體系，美元成爲世界貨幣。當今世界，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完全自給自足，必須向外購買必需的商品，這就意味着任何國家都需要有美元儲備，否則就要陷入困境。其他國家怎樣纔能有美元？從根本上講，只有把貨物出口給美國才能換回美元。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也成就了美元霸權：各國向美國輸出貨物換取美元，美國通過進口貨物向世界輸出美元，承擔起了“全球央行”的角色。據此，美元向各國提供流動性，全球經濟得以正常運轉。所以，美元的霸權地位決定了美國必須是貿易赤字國家，這是美元作爲世界貨幣必須承擔的後果。

如今，華盛頓卻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爲由，用關稅工具推動製造業迴流，這意味着美國要“一手控制美元、一手控制貨物”，控制住全世界的兩個命門，把所有的好處全部佔盡，使其他國家既沒有美元，還要進口美國貨，美國新政府的霸道邏輯只會讓世界經濟陷入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