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治理真污染 干擾監測擔刑責

圖爲庭審現場

導讀

化學需氧量(COD)是以化學方法測量水污染程度的重要參數指標,環境監測部門根據對水體的化學需氧量進行監測,以測定水體污染情況浙江湖州市某環保企業不僅沒有履行保護環境的主體責任,還以添加“COD去除劑”干擾自動監測設施方式“治污”,成了環境污染的製造者。這種隱蔽性污染環境犯罪主觀故意該如何認定?同類行政執法中收集的證據是否能夠作爲刑事入罪證據予以認定?近日,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了提級審理、公開宣判,對違法使用“COD去除劑”的被告單位被告人首次作出刑事處罰。本案的判決,闡釋了司法裁判應積極踐行“用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的理念,打破行業潛規則”、阻斷環境污染違法犯罪利益鏈,從而系統性保護生態環境安全。

重點排污單位爲逃避監管作假

浙江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湖州市生態環境局確定的重點排污單位,經營污水處理及相關技術諮詢業務,夏某某爲該公司生產經營負責人,直接負責該公司污水處理工作。2019年3月至2020年5月,該環保科技公司因排放的廢水中化學需氧量(COD)等在線監測數據超標,先後三次被行政處罰,罰款128萬餘元。

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爲逃避監管、防止被處罰,該環保科技公司在明知“COD去除劑”(主要成分氯酸鈉)僅具有干擾自動監測設施、無法實際降低廢水中COD值的情況下,先後七次從某公司購買“COD去除劑”水劑、粉劑共3.275噸,由夏某某或其指使的員工投加至污水處理末端,以干擾自動監測設施,致使所排放廢水中污染物化學需氧量的監測值比實際偏低。

2021年5月,湖州市生態環境局長興分局在執法現場檢查中發現該違法投加行爲,並移送公安機關。2022年4月28日,長興縣人民檢察院經審查後向南太湖新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經南太湖新區法院報請,湖州中院決定提級審理該案。同年5月17日,湖州市人民檢察院向湖州中院提起公訴。

被告單位及負責人犯污染環境罪

湖州中院經審理認爲,浙江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作爲重點排污單位,通過投加含有氯酸鈉成分的“COD去除劑”的方式,干擾自動監測設施,致使大量含有COD的廢水排放至外河道,該行爲已構成污染環境罪,夏某某系該公司直接負責污水處理的主管人員,亦已構成污染環境罪。綜合考慮被告單位作爲環保企業實施污染環境行爲的社會危害性、夏某某的坦白情節以及被告單位、夏某某均自願認罪認罰等情節,法院遂以污染環境罪判處浙江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罰金人民幣20萬元;判處夏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

宣判後,被告單位、夏某某均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

本案是全國首例對使用“COD去除劑”干擾監測設施進行刑事追責的案件,給不法企業敲響了警鐘,對保護生態環境、呵護水資源具有重要意義。

案件審理後,湖州中院向相關監管部門發送司法建議,推動加強對氯酸鈉等重大危險化學品的監管,從源頭上系統性阻斷違法犯罪利益鏈條。

■裁判解析

干擾監測設施污染環境罪的認定要點

結合判決,法官許金榮闡述了本案的審理思路。許金榮認爲,以添加藥劑形式干擾自動監測設施並排放污染物認定污染環境罪,需要注意以下內容:

第一,隱蔽性污染環境犯罪主觀故意的認定。刑法修正案(八)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臺以後,“兩高三部”又就如何準確認定污染環境行爲人的主觀故意形成座談會紀要,“判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有環境污染犯罪的故意,應當依據其任職情況、職業經歷、專業背景、培訓經歷、本人因同類行爲受到行政處罰或者刑事追究情況以及污染物種類、污染方式、資金流向等證據,結合其供述,進行綜合分析判斷”,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主觀故意認定難的困難。

本案中,被告單位和夏某某以在污水處理末端投加“COD去除劑”方式干擾監測

設施,屬新類型的污染環境犯罪作案方式,區別於以往直接排放或通過暗管偷排廢物行爲,犯罪手段升級、方式更爲隱蔽,因此,對構罪主觀故意的認定就成了首要難點。特別是在案證據顯示,被告單位2018年、2019年均購買、使用過“COD去除劑”,但均因認定該時段內具有干擾自動監測設施主觀故意的證據不足而未被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納入指控範圍。本案檢察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發生於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期間,對於該時段行爲,夏某某在公安、檢察及庭審中均明確供稱其在購買、投加時已知曉“COD去除劑”具有干擾自動監測設施的作用,但爲了單位逃避監管和行政處罰,仍主動投加,夏某某之子的證言亦能佐證。夏某某系被告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其爲單位利益所實施行爲,應認定爲單位行爲。經綜合判斷,本案對於被告單位、夏某某犯罪的主觀故意予以認定。

第二,同類行政執法中收集的證據可作爲刑事入罪證據認定。鑑於證明對象的重疊性、行政程序的先行性等因素,若行政執法調查和刑事司法審查針對的是“同一行爲”,行政執法過程中收集的證據材料則可在刑事訴訟中作爲證據使用,此觀點在學術、實務界並無異議,且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七十五條也專門予以規定。但針對“同類行爲”行政執法中收集、形成的證據材料,能否在刑事訴訟中作爲證據認定,則存在不同意見。有觀點認爲,相較“同一行爲”,“同類行爲”範圍較廣、不確定因素較多,相應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不具有連貫性,不宜直接作爲刑事證據認定,亦有觀點持相反意見。

本案中,檢察機關移送的生態環境部門提交的專家論證意見即屬於此類情形,具體爲,2020年5月,生態環境部執法局陝西省生態環境廳聯合現場調查發現,陝西省神木市某污水處理廠使用“COD去除劑”處理污水,生態環境部執法局對該“COD去除劑”進行模擬實驗,並委託生態環境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組織多名權威專家綜合論證。後認定該藥劑主要成分爲氯酸鈉,不但不能去除廢水中的COD物質,反而會干擾COD測定並使監測值偏低,遂對該污水處理廠違法行爲予以行政處罰、全國通報。因此,法庭經審查認定,在針對“同類行爲”行政執法認定已有專業定論、“同類行爲”的關鍵作用又一致的情形下,本案可不再另行組織鑑定對前述內容進行確定,可直接賦予該專家論證意見的證據資格,經舉證、質證查證屬實且排除屬非法證據後,可直接作爲定案依據。該證據可與物質檢測結果等證據形成完整證據鏈,證明涉案行爲的違法性。

第三,污染環境罪的認定不能只看結果。刑法修正案(八)將刑法中規定的重大污染事故罪更名爲污染環境罪,犯罪構成要件從“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修改爲“嚴重污染環境”,降低了污染環境罪的入罪門檻,體現了法益保護的前置化思維和從嚴打擊環境犯罪的刑事政策,該罪不再以造成嚴重後果爲入罪條件。之後,2016年司法解

釋第一條界定了“嚴重污染環境”的18種情形,其中第7種爲“重點排污單位干擾自動監測設施”行爲。本案中,被告單位爲市重點排污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夏某某實施投加粉劑行爲致使自動監測設施測定數據失真,且被告單位排放廢水含有污染物化學需氧量,因此,被告單位、夏某某的行爲符合污染環境罪構成要件,應被定罪處刑。至於涉案排放廢水中COD的具體含量、排放時長、投加“COD去除劑”的數量、對水體具體造成的危害等,均不影響本案的定性,被告單位購買“COD去除劑”是否全部使用亦不存在既遂、未遂的區分,僅作爲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專家點評

以司法裁判細化解讀新型污染環境犯罪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 王恩海

案例是全國首例違法使用“COD去除劑”干擾監測設施污染環境案,人民法院依法嚴懲相關責任主體逃避監管違法排污行爲,彰顯了人民法院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鞏固打擊環境污染犯罪高壓態勢,維護生態環境安全和人民羣衆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心和擔當。案件由湖州法、檢“兩長”同庭履職並當庭宣判,贏得了社會公衆普遍認可與讚譽,實現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被告單位和夏某某在已被三次行政處罰,且明知含氯酸鈉的“COD去除劑”僅具有干擾自動監測設施、無法實際降低廢水中COD值情況下,仍七次親自或指使他人在擬排放廢水COD值接近標準時添加至污水處理末端消毒池、出水口,以規避COD在線監測和逃避行政處罰,治污主體反而淪爲污染“源頭”,給生態環境安全埋下了巨大隱患,此類污染環境犯罪行爲必須嚴厲打擊。

本案例亦是“下報上”提級管轄審理案件。被告單位和夏某某的作案手段區別於常規通過暗管、滲井等偷排、漏排污水行爲,隱蔽性強,屬新類型犯罪,在此之前並無司法裁判先例可循,故湖州中院在接到基層法院報請後決定提級管轄案件。法官結合專家論證意見和在案證據,明確行爲屬性,以司法判例形式對司法解釋中“干擾自動監測設施”予以細化解讀,具有典型裁判示範效應。同時,相關責任主體被追究刑事責任,也讓公衆認識到行爲的犯罪性質和司法打擊涉環境類犯罪絕不姑息的態度,具有“審理一案、指導一片”的普法效果。

打破行業“潛規則” 阻斷違法犯罪利益鏈

浙江農林大學教授 姜雙林

COD達標排放屬於業內“老大難”問題。真正能夠去除COD的藥劑有聚丙烯酰胺、聚合氯化鋁等,但此類藥劑因配合生物反應降解耗時長、具有季節性,所以部分環保企業爲逃避監管滋生了在干擾監測設施上“做文章”的念頭,將含氯酸鈉的“COD去除劑”添加在污水處理末端干擾監測。這種違法方法因成本低、“見效快”,效果“立竿見影”,若放任此類行爲,則易淪爲行業“潛規則”,導致環保監測設施形同虛設,對生態環境安全產生惡劣影響,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

案件中除夏某某外還有2名案涉藥劑銷售者(已另案追究法律責任),藥劑購買渠道涉及河南、山東等地。社會中部分商家爲非法牟利,假借“COD去除劑”名義非法制造相關藥劑,並以虛標外包裝、借用其他產品名稱替代等方式銷售,已形成了生產、銷售、使用的跨省黑色產業鏈。本案的判決,強化了環保企業作爲污染治理最後一道環節的主體責任,之後的司法建議亦推動了市場監管等部門強化對相關行業的監管,對引導整個行業依法合規治污,強化規範管理,系統性保護生態環境安全具有重要意義。(杜前 沈露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