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記》記錄山區農民易地扶貧搬遷變化
春暖花開，一部見證易地扶貧搬遷工作的紀錄電影《進城記》正在影院“綻放”。三年前，焦波執導的紀錄電影《出山記》首次把鏡頭對準了這一題材，講述了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的一個貧困鄉村大漆村的羣衆走出大山的故事。如今，《進城記》再次聚焦這些搬遷羣衆，把他們如何從移民變居民的故事生動地展現了出來。
焦波（中）和他的拍攝團隊。
《進城記》劇照。
出山不易，進城更難。作爲《出山記》的姊妹篇，紀錄電影《進城記》以2018年6月底遵義市易地扶貧搬遷的貧困農民走出大山、進入城市開始新生活爲素材，持續跟蹤搬遷住戶，記錄了楊多晏、覃猛等爲代表的羣衆出山進城後如何適應新生活、創造新生活的點滴變化。
影片在主人公選擇和人物故事表達方面，不粉飾生活，不規避矛盾。楊多晏是從大山裡搬遷到遵義新蒲新區幸福社區的一戶居民。拆遷之前，45歲的老楊在村裡以養羊爲生。移民搬遷後，老楊一直無法適應城裡的生活。在多次應聘失敗後，老楊直接把新家的鑰匙扔在社區書記熊文霖的辦公桌上，揚言要回老家。
後來，社區幫助他爭取到一筆創業貸款，他做起了販羊的生意，生活慢慢好了起來。而貪玩不愛學習的兒子仍是他最大的煩惱。爲此，他特意帶着兒子回了趟山裡的老家。坐在廢墟上的他觸景生情：“過去的老家和現在的老家不一樣了，這就叫改變。你一定記着這種改變！”這番含着淚水的話，終於讓孩子找到了新生活的方向。
“‘這就叫改變！’，這句話特別深刻。”中國廣播電視協會紀錄片委員會會長高峰評價，“《進城記》忠實地記錄了這種改變，讓我們爲主旋律熱淚盈眶。”
影片中另一位主人公是從務川搬遷到新蒲新區的覃猛。他和妻子在社區附近開了一個小餐館，由於生意不景氣，小兩口經常鬧矛盾。在社區的幫助下，他結合自己的文藝特長，組織親朋好友開了一個婚慶公司。在事業成功的同時，他的小家庭還迎來了一個新的生命，家庭也逐漸和睦幸福。片中的他積極樂觀，大膽追求自己的人生，讓觀衆看到了新時代的青年農民形象。
焦波回憶，自己是在剪輯《出山記》時注意到覃猛這個小夥子的。“當時有一場戲是抽房號，別人抽到都是讀一下房號，唯獨只有他說了一句話，‘如我所願’！當時我就感覺，這孩子挺陽光的，不怵鏡頭。”
拍攝《進城記》時，焦波找了很多主人公都不太合適，於是又想到了覃猛。一番詳聊後焦波發現，這個年輕人很有想法。“他不是傳統的農民，他身上有特別積極向上、青春陽光的一面。雖然他從小特別窮，和爺爺奶奶住在山洞裡，18歲就出去打工了，但這孩子對人生有追求，還特別好學。”
覃猛平時就喜歡用手機拍小視頻，被選爲《進城記》的拍攝對象後，他更留心把自己的生活點滴用手機記錄下來。在《進城記》的最終成片中，有五六段視頻都採用了覃猛的自拍。“他從老婆懷二胎，一直拍到新生命在城市的誕生，這些素材比我們拍得還要生動。”焦波稱讚道。
電影拍完後，覃猛就跟着焦波團隊學習攝影，刻苦鑽研技術，不到半年時間，已經成長爲一名成熟的攝影師。覃猛自豪地表示：“我是脫貧攻堅的受益者，很榮幸能同時成爲它的記錄者。”
下半年發佈紀錄電影《俺爹俺娘》
已過花甲之年的焦波，從2012年起把鏡頭對準了鄉村，陸續拍出《鄉村裡的中國》《淘寶村》《出山記》等多部紀錄片，見證了貧困地區翻天覆地的變化，也爲脫貧攻堅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影像檔案。他動情地說：“八年拍了九部紀錄電影，終於可以向脫貧攻堅交卷了。”
這次拍《進城記》，看起來比在大山裡的拍攝條件要好多了，但難度卻成倍增長。“出山的故事是寫在臉上的，而進城的故事是藏在心裡邊的，思想上的糾結和精神上的脫貧很難拍，所以《出山記》拍了一年，《進城記》卻拍了三年。好在我們團隊有股子軸勁兒，不拍好不回北京。”
和以往的每一部片子一樣，焦波要求他的團隊和搬遷村民們住在一起，隨時聆聽他們的聲音，感受他們的呼吸，記錄他們的每一個細節變化。對於“農夫導演”這個稱號，焦波深以爲榮：“農民在土地裡種植莊稼，我們在土地裡種植故事。老百姓的糧食豐收了，我們的片子也收穫了。”
從“出山”到“進城”，焦波團隊踏踏實實的紮根土地，記錄下四年裡1400多個日日夜夜。2020年11月，該片製作完成便獲得第26屆中國紀錄片學術盛典長片十佳作品的殊榮，焦波也憑藉該片獲得最佳編導獎。“回想起來，我心裡非常複雜，片子成了，但苦了團隊的這些孩子們，他們連談戀愛的機會都沒有。”
“中國紀錄片之父”、83歲高齡的司徒兆敦教授也一直關注着焦波的創作。他說：“中國人不瞭解農民，就不瞭解自己，我之所以對焦波電影那麼感興趣，是因爲他能拍到我心裡去，讓我想起我們的祖宗、前輩是怎麼走過來的。”
作爲獻給建黨百年的一份禮物，焦波計劃今年下半年在家鄉發佈自己拍了30多年的紀錄電影《俺爹俺娘》，他還想把自己的家鄉打造成電影小鎮。“讓鄉里鄉親爲我的電影剪綵，這是一個遊子報答家鄉的方式。”他笑言，“發佈完了，我就徹底回家種地了。我慢慢要退了，讓年輕人多承擔一些責任。”
記者 李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