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醒年代》啓示錄:影視劇如何呈現思想史

《覺醒年代》高度寫意的影像風格體現出的不僅是美學追求,更是思想高度

陳捷

《覺醒年代》作爲一部歷史正劇,其首要貢獻不是客觀地描述了關於那個年代的歷史細節和歷史真實(那只是一種有效的藝術方法),而是以一種罕見的勇氣,用影像書寫了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一段重要的歷程——從文化啓蒙到思想啓蒙到政治覺悟到革命行動的完整思想史。

《新青年》和新文化:重溯思想的源頭

從1915年到1921年——《覺醒年代》用了43集的容量來呈現這短短的六年時間,正因爲這六年的重要性和關鍵性。該劇編劇龍平平在闡述創作構思時就說:“今天中國的一切,皆是從這六年衍生而來的。”

和以往表現這段歷史一般只關注“五四運動”和“一大建黨”兩個重要時間節點不同,《覺醒年代》向前回溯,以《新青年》(最初起名爲《青年雜誌》)雜誌的創建和“新文化運動”爲敘事主線,意圖重溯思想的源頭。

編劇龍平平在談到創作源起時說: “很少有人知道趙世炎鄧中夏陳延年、陳喬年、蔡和森、俞秀鬆何孟雄。這些民族精英都是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可以說,《覺醒年代》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去追尋“紅船是從哪裡駛過來的”,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發源地”,就必須要從《新青年》雜誌講起,從白話文運動、新舊文化之爭講起,從思想的源頭和傳播講起,由此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之間串連起一條必然的因果線,賦予《新青年》雜誌和主編陳獨秀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在建黨主題的影視劇創作中,這是一次眼光獨到、視野開闊的歷史表達。

個人、羣體時代:重構思想的場域

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創建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三件轟轟烈烈的大事,“都是由《新青年》的這一羣人發動起來的。《新青年》的這些人貫穿六年三件大事的始終。這就決定了這部劇反映的是一個羣體,而不是個人。”

《覺醒年代》所寫的是一組羣像。不同於以往一些同樣嚴肅而具有思想深度的歷史正劇,該劇應該是第一次寫出了一組思考者的羣像,還寫出了這組羣像中的每一個人,與羣體、與時代之間紛繁複雜的關係,由此寫出了一個思想的場域,一場真正從書齋裡走出的革命。

這一組思考者,他們的身份首先不是政治家,而是“坐而論道”式的教育者和思考者。當劇中魯迅問:藥在何處?尋藥之人是誰?陳獨秀回答:我,我們。這裡的“我們”,是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胡適、趙世炎、鄧中夏、陳延年、毛澤東,甚至也包括了辜鴻銘、黃侃,這是一組從舊式文人到新式知識分子到革命先驅者人物羣像,他們的書生意氣,絕非古裝歷史劇中的快意恩仇,他們的脣槍舌劍,更非利益紛爭下的權謀詭譎。他們每一個人,都全然一派天真、一腔赤誠,只爲給古老的中國找到沉痾已久的病根。

這羣思考者,他們身處的是怎樣一個時代?整整43集,從海外到北大,從紅樓內外到街頭巷尾、田間地頭,從學校、家庭到工廠、鄉村、監獄,《覺醒年代》用極大的篇幅展現了這些思想誕生的場域。對《新青年》編輯部的每一次會議、每一場辯論,都事無鉅細,極盡描述。正是這樣一種描述,使得劇中的每一個思想者,尤其是李大釗、陳獨秀、胡適這《新青年》的“三駕馬車”,完完整整地展現出他們中西貫通的思想來源,循序漸進的思想理路,更有矛盾痛苦的思考過程。

如同劇中蔡元培所比擬的 “先秦時代”,“覺醒年代”是一段“百家爭鳴”的時代,一切爭論的焦點就在於:在一個風雲變幻的時代,保守和革新,哪條纔是正道?改良和革命,哪樣才能救國?研究問題信仰主義,青年人該何去何從?堅持理想和麪對現實,教育的目的和意義爲何?

《覺醒年代》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大時代中的急迫問題,卻並不讓任何一個思考者倉促地給出答案。劇中的他們常說的是:我要好好地想一想。這是一個多麼重要和關鍵的歷史時刻,容不得武斷,也容不得猶豫,既要研究問題,更要研究主義。而如何以一己之思考去影響他人,影響更多的人,去改變時代,這便是思想的較量,是教育的目的和意義所在。

在思辨之外,劇中還有大量爲人稱道的生動細節,具有高度隱喻性和象徵性的視覺符號。如開篇的車轍,魯迅出場時的人血饅頭,寫作《狂人日記》時地上的一盤辣椒和後院的兩株棗樹,陳獨秀和李大釗登上的殘破的野長城……此外還有各種“動物入畫”——踏在鏡頭上的駱駝蹄子,陳獨秀演講時一隻爬上話筒的螞蟻,陳獨秀放生的青蛙,陳延年組織的工讀互助社裡的小羊,毛澤東冒雨穿過的長沙街道上的老牛、一羣鵝和一條魚缸裡的金魚……

這些被稱爲高度寫意的影像風格,體現出的不僅是一種美學的追求,更是思想的高度。是細節,也是整體,見微而知著。正是所有沉默的見證者衆生相,共同構成了一個時代的思想場域。

沒有一種思想是空穴來風,沒有一個個體的思考不和他的時代息息相關。只有當李大釗走出校園,走進工廠,毛澤東離開北大,走向民間,當每一個個體覺醒了,纔會有覺醒的時代,才能得出最終的結論:“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近代中國歷史選擇的必然結果,是中國人民選擇的必然結果”。

可見的人:寓思想、大義於人之常情中

思想的呈現,最直接的途徑是文字和語言。劇中幾段重要的演講,今天聽來也振聾發聵。

如蔡元培就職北大時的演講:

“現在外面常常有人指責北大腐敗,是因爲來此求學者都抱有當官發財的思想,以此爲捷徑。因爲一心要做官,一心想發財,所以從不問教員學問深淺,唯問教員官職的大小。”

如陳獨秀在震旦學院的演講:

“當代中國的新青年,我以爲應該有六個標準: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條標準,總的來說,就是科學與民主。”

還有胡適的演講《大學與中國高等學問之關係》:

“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館,無美術館,乃可恥耳!”“今天我終於回來了。我胡適回國後別無奢望,但求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獻身於北大邁向世界著名大學的進程!”

這些語言配合上演員馬少驊和偉朱剛日堯形神兼備的表演,思想的鏗鏘有力和激情澎湃,都轉換成了可見的人。

以影像表現思想,表達觀念,往往會流於空泛,但這恰是《覺醒年代》通過人物塑造到達的成功之處——把思想轉換成形象。形象本是泥塑,打理好外型,語言附着於上,再吹一口氣,人便活了。這口氣,就是人物的精氣神。如於和偉所說:“我們有一個明確的創作原則和方向,就是抓其神,抓住神就等於抓住了靈魂。神似要遠大於形似,我們所有演員都是盡最大限度去抓角色的內在精氣神”。

這股“內在的精氣神”除了體現在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講裡,更體現在一段段日常細節中。《覺醒年代》的人物塑造最爲醒目之處在於,寓思想、大義於人之常情中,以情感力量凸顯思想的力量。

劇中着力表現的,是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的“君子和而不同”的友情,陳獨秀、陳延年、陳喬年父子三人“愛恨交織”的親情,李大釗和妻子趙紉蘭青梅竹馬、相濡以沫的愛情。就在一幕幕人間煙火中,一段段平實的家常中,有着絲毫不輸於禮堂演講的思想力量和莊嚴崇高。這些飽含着人間情感的日常畫面在劇中所佔比例,甚至遠遠超出那些更具儀式感的場面。《覺醒年代》“全景式的”景觀,不僅展現出一個大氣磅礴的時代,還有這個時代中至真至誠的情感。

把思想轉換成活生生的,足以引發崇敬、憐惜、感動、羞愧等各種情感的形象,這是一次對思想者的再度賦魅,是一種“偶像敘事”的新策略。只有通過一種可見的、可愛的、能被廣爲接受的形象,思想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傳播。因此,如果把《覺醒年代》視作一次真正的黨史學習教育,不僅要看劇本身,還要去看豆瓣、熱搜上的數萬條評論和視頻網站上不計其數的彈幕,去看這一次的思想傳播在現實語境中究竟達成了怎樣的效果。

不過,在“震撼”“淚目”“熱血沸騰”“熱淚盈眶”之外,我在豆瓣上還看到一條有意思的評語:“《覺醒年代》劇本最大的問題是把那個年代的人拍得過於激情澎湃了,就好像每一次普通的對話都是在作革命演講,旁邊有無數個攝像機錄下來要作證據一樣。”

這個冷靜的旁觀者所發出的不同聲音值得探討。的確,《覺醒年代》的“激情澎湃”正是一種情感的策略,是以情感對思想者再度賦魅的“偶像敘事”策略。那麼,這些思想者是否配得上這一策略?

歷史自有其內在的真實邏輯,這一邏輯既是符合歷史真實的合理性,也是打動人心,催人淚下的戲劇性,而價值判斷就不動聲色地蘊含於其中。這一判斷就是:覺醒,是一場發自內心的運動,需要精神的引領,需要思想的返魅,這些思想的先驅者,值得被塑造成爲我們今天的精神偶像。他們的形象走出教科書後,卻依然自帶光環,飽含深意。只有思想的光環能讓人熱淚盈眶,而能讀出那深意的,是依然渴慕思想的我們,那些假想中 “無數的、無形的、圍觀的”攝影機,正是無數的、我們當代人的眼睛。

(作者爲南京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