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凝視：楊渡》留下那溫煦美好的記憶

《肖像論─臺靜農》，1977，銀鹽相紙(圖／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王信攝)

溫州街臺靜農老師故居開始遭到拆除，引起文化界的譁然，羣情呼籲要加以保留。這使我想起他的故居和一段往事。

1982年冬天，白先勇復刊《現代文學》，我有幸擔任執行編輯，他談到魯迅已百年，以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地位，應該做1期魯迅專號。在戒嚴時代的臺灣，魯迅還在禁書之列，做這樣的專題，也算是一大突破了。但白先勇有更突破的想法是：能不能請臺靜農老師來談魯迅，因爲他是魯迅在臺灣唯一的弟子。

當時我們都知道魯迅雖然很敏感，卻影響了許多臺灣年輕作家，白先勇也不知道臺老師會不會願意談，要我去試試看。我那時才研究所一年級，不知天高地厚，在那禁忌年代，更無從知道許壽裳先生被暗殺的事，我只是想用採訪的角度想方設法讓臺老師說出當年的故事。

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臺老師溫州街宿舍有小小的院子，日式的平房，他起身迎了客人，就坐回他堆滿書籍、畫冊、字畫、毛筆與墨香的書桌前，一張大大的、有些破舊的老藤椅上。秋天的陽光從窗外射落下來，光影錯落，映着泛黃的墨香。

我看着他灰白的頭髮，壯碩而微微龍鍾的體態，想到這個生命的青春時代，曾和魯迅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一起奮戰，寫下那些寫實而動人的小說，讓魯迅懷抱了多大的期望，如今卻坐在這裡，用大寂寞和大孤獨的心，在古老的書道藝術中，一個字一個字，書寫無人可以瞭解的心事。

我從書包裡拿出魯迅的兩本小說，說：「這是臺灣新出來的魯迅小說。臺灣查禁很久了，現在是一些人偷偷翻印出來，不知道您有沒有看過？」

「沒看過。看看吧！」

我遞上了書。他默默戴上眼鏡，拿著書，微微傾斜身體，就着下午的日光，無聲地端詳着。然而，他並不翻動書本，也不動身體，只是看着封面上的木刻版畫，魯迅的像。

下午的光慢慢的斜了，透過樹影，照在書桌、地板的書籍上，反光映着他的臉，光線竟有點明亮起來。

不知過了多久，他恍惚轉頭看我一眼，又回頭看著書，半晌，才彷彿自語地慢慢說：「有點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點。他比較瘦。眼睛更有神…。」然而他又沉默了。

我問他，有多久沒看過魯迅的小說集了？

「很久了。」他說。

不知道是不是被他記憶的深遠給鎮住了，我沒能請動他寫魯迅的回憶，也沒能請他談一談和魯迅的交往。我彷彿怕打擾他自己和魯迅的對話一般，慢慢沉靜下來。「太久了，我和他只是淡淡的君子之交，實在沒什麼可說的。」臺靜農先生淡然說。

在那戒嚴的年代，我終究沒能夠請他說出禁忌了一生的故事。後來我在《魯迅全集》的日記裡，找到魯迅致臺靜農的信。那是1932年，臺靜農被抓了，魯迅非常着急，擔憂他的安危，也憂心婦孺有沒有人照應。後來在魯迅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營救下，臺靜農獲釋，魯迅特地寫了一首詩送給他：「雲封高岫護將軍，霆擊寒村滅下民，依舊不如租界好，打牌聲裡又新春。申年元旦開筆大吉並祝 靜農兄無咎」。

而臺靜農於1946年來臺灣教育廳任職，是許壽裳的安排。許壽裳與魯迅、陳儀是同時留日的學生，也是好朋友。所以陳儀來臺主政時，請了許任教育廳長。1948年元月，大陸內戰嚴峻，魯迅的遺孀許廣平曾想要把孩子送來臺灣託孤，請許壽裳照應。許也答應了，可惜信剛發出3天，許壽裳就在臺大宿舍被殺害了。臺靜農的至痛難以形容。

1949年後，他在臺大中文系任教一生。他影響無數新起的作家，但自己卻不再寫小說，往事永遠深埋記憶深處。寧可寓意於書藝的大寂寞，也不願意言說。

想起溫州街，我便想到那個下午，沉默許久之後，那一雙深情而寂寞的眼睛，在午後的光影中，走過多少歲月的長廊，走過多少青春的記憶。

把臺老師的故居留下來吧。臺老師帶着「俯首甘爲孺子牛」的精神，在臺大教書一生，爲臺灣培育了無數優秀的作家、學者、藝術家。無論是臺大、書法藝術，還是臺灣文學，那都是不能遺忘的歷史的一頁。讓我們可以在午後的光影裡，追憶那個溫煦而美好的故事。

（作者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