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上海財經大學校長）
60s要點速讀：
1、我們團隊預測，到2025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13700美元，到2027年人均GDP達將到15700美元。預計高收入國家門檻值每年增加200美金，到2025年，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將在1.4萬美金左右的水平。因此，中國大概率會在2025年到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未來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危險期，也是扭轉不平衡、不對稱博弈的關鍵期。2015年，中國GDP達到美國GDP的60%，中美大國衝突競爭全面拉開帷幕；2019年中國GDP達到美國GDP的66.8%；2020年達到70%；2021年達到創歷史新高的76.1%。
正文：
首先，未來五年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五年。2021年，中國人均GDP 爲12551美元，距離高收入國家門檻值——1.3萬美元只差500美元。因此，只要中國經濟增速穩定地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快零點幾個百分點，就能夠在2025年到2027年的階段穩定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們團隊預測，到2025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13700美元，到2027年人均GDP達將到15700美元。預計高收入國家門檻值每年增加200美金，到2025年，高收入國家門檻值將在1.4萬美金左右的水平。因此，中國大概率會在2025年到2027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最新公佈和今年預測的數據，疫情三年平均增長速度在4.7%，與我們原來所假設的5.5%有很大差異。尤其是在2035年，要達到初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按不變價格計算，GDP增量和人均GDP再翻一番。那麼，2020-2035年中國平均增長速度要達到4.83%，在“十四五”期間以及2022年-2027年這個時間段，平均增速要達到5.5%左右。明年GDP增長速度能否超過5.5%，同時到2024年、2025年能否達到5.5%-6%的增速，考驗的實際是整個經濟發展的模式和動能。
發展經濟學高度重視中等收入陷阱，因爲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是一個國家經濟制度更爲成熟、經濟運行體系更爲穩定、經濟增長動能更爲常態化的標誌。相反，如果沒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與政治生態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就不會出現，就會出現像拉美那樣危機和興衰的交替現象。
第二，未來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危險期，也是扭轉不平衡、不對稱博弈的關鍵期。2015年，中國GDP達到美國GDP的60%，中美大國衝突競爭全面拉開帷幕；2019年中國GDP達到美國GDP的66.8%；2020年達到70%；2021年達到創歷史新高的76.1%。平均來看，2015年-2019年，中國佔美國GDP比重每年提升1.4個百分點；過去三年每年提升4.6個百分點，是一個加速趕超的過程。
2022年前三季度中國佔美國GDP的比重回落了差不多9個百分點，僅爲68.3%，因爲中國實際增速從2021年的8.4%回落到今年的3.2%左右（名義增長速度6%左右），而美國今年的實際增長速度在2%點多，但名義增長速度是9.0%。也就是說，美國今年名義GDP增速超過中國三個百分點，再加上到目前爲止人民幣貶值8.8%左右。由此來看，未來中美之間的博弈不會一馬平川，中美之間GDP的總量也不是簡單的直線上升，其中會有曲折。當然我們堅信，到明年，中國佔美國GDP比重會全面回升，預計明年中國GDP增長速度會達到5.5%左右。多個國際團隊預測美國明年GDP增長速度基本在0.8%的水平。按照這樣的預測，假設人民幣幣值穩定，明年中國會達到美國GDP的73%；如果人民幣對美元升值5%，該比重會重新回到76%的水平。
一般認爲，85%是大國博弈的一條分界線。一旦新興崛起的大國GDP超過守成大國的85%，大國博弈基本上就從不對稱的博弈轉換成對稱博弈，新興大國將迫使守成大國從傳統的單邊霸凌模式，向共榮狀態進行轉變。而這個階段恰恰是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擦槍走火的高發期，也是一個危險期。
預計2022年-2027年，中國GDP將從美國GDP的70%左右上升到85%左右，這將是衝突高發的核心的階段。如果中國在這幾年能夠扛住美國的各種壓制，將會在2027年、2028年左右全面迫使美國戰略的調整。今年10月，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對於中美經濟形勢的新的評估認爲，按現行匯價測算，2028年左右中國GDP總量有可能超越美國GDP總量。他們也確定，未來十年是中美博弈，特別是美國遏制中國的窗口期。
第三，未來五年是突破李約瑟之迷，“卡脖子”問題全面突破的關鍵期。中國在一些關鍵技術和核心技術的佈局上，並非是從中興事件和華爲事件後開始的，2002年中國提出新型工業化道路，2009年國家系統制定新型戰略性產業規劃，2012年全面出臺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2015年制定中國智造2025年規劃。這二十年完成了一個初步的技術進步週期。未來幾年將是一個對科學技術的可行性、產業的可行性、市場的可行性的大檢驗期。在美國進行產業鏈、供應鏈全面佈局之後，國內大循環是否還能夠高效運轉，在未來幾年可能會得到全面檢驗。
第四，未來幾年是全面以實體經濟發展，以高端製造業發展爲核心的關鍵期，也就是學術上講的突破鮑莫爾成本病的關鍵時期。隨着一國GDP不斷擴大，財富不斷積累，非貿易品和一些傳統的服務業的成本上升，大量的勞動和資源要向服務業這些勞動效率更低下的部門集聚，從而導致生產效率下降，同時伴隨着非貿易品的快速提升和貿易品產業的空心化、泡沫化的現象出現。因此，如何在戰略制定上突破鮑莫爾成本病就顯得非常重要。
大國崛起首先要建立適應新形勢的、新的激勵相融體系。二是我們能夠集衆智來形成真正的戰略，能夠處理國內與國際，國有與民營，地方與政府，實體與虛擬之間的幾大戰略關係。這恰恰需要我們在一些關鍵領域進行改革。根據我們團隊的研究，要素市場的改革能夠使中國潛在增長速度提升兩到三個百分點。中國TFP貢獻程度能不能達到美國60%-80%的水平，實際上取決於我們在關鍵領域的改革。
未來我們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各種外部挑戰，更大的挑戰來自於內部利益結構重構，來源於智慧的重新凝練，來源於一些系統性風險的化解。因此，未來五年是我們要把握的關鍵五年。
（整理自劉元春於2022年12月28日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的發言，未經本人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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