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退役中將：美國在冷戰後陷入“戰略自戀”
參考消息網10月15日報道 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10月11日發表文章《美國外交政策在冷戰後出現了自戀的傾向，應該這樣糾正》，作者是美國陸軍退役中將、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赫伯特·雷蒙德·麥克馬斯特，全文摘編如下：
1989年，我是駐紮在西德的美國第二裝甲機械化團的一名上尉。當年11月，柏林牆倒塌，鐵幕崩裂。美國和自由世界在沒有發射一顆子彈的情況下取得勝利。蘇聯很快解體。
回想起來，這些承載了無數希望的勝利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它們導致了自負和自滿。許多領導人忘記了美國必須在外交事務上展開競爭，並接受了關於後冷戰時代的三個錯誤假設。
第一個假設是，歷史將確保自由開放的社會一定會勝利，因此自由民主將不可避免地擴張。第二個假設是，國際關係和競爭的舊規則不再適用，全球治理和大國合作將取代歷史對抗。第三個假設是，美國舉世無雙的軍事實力足以戰勝任何潛在的敵人。
這三個假設都被證明是錯誤的。
“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等已經證明，他們可以通過非對稱戰爭來抵消美國在常規戰爭中的優勢。此外，一場新的大國競爭已經出現。
盲目自信無視客觀事實
我們在冷戰結束時作出的錯誤假設源於戰略自戀：我們傾向於按照自己的意願而不是實際情況來界定問題。在極端情況下，戰略自戀可能導致輕而易舉贏得戰爭的幻想（如2003年伊拉克戰爭），或者其中一方決定撤離就能結束戰爭的錯覺（如當下的阿富汗局勢）。
上世紀90年代的過度樂觀最終轉變成極端悲觀，引發這種悲觀情緒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和中東地區戰爭始料未及的持續時間和代價。今年，由於美國面臨新冠疫情、經濟衰退以及喬治·弗洛伊德被殺事件引發的社會動盪，要求美國撤軍的呼聲愈加高漲。
這種悲觀情緒正導致我們犯下不同的錯誤。它產生了一種消極傾向，認爲收縮戰略是降低成本和推進美國利益的最佳途徑。例如，特朗普政府稱，近期小規模撤離幫助阿富汗和伊拉克部隊打擊“聖戰”分子的美軍的決定能夠保護——而非損害——來之不易的軍事成果。
我們還犯了其他錯誤。儘管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約盟國採取更多行動來分擔集體防務負擔是正確的，但此時減少美國在歐洲的駐軍並不明智。
當下，戰略自戀已在美國兩黨中培養了一種共同的觀點，即經過長期且代價高昂的戰爭後，美國脫離海外挑戰是正確的選擇，美國是世界問題的主要根源。他們認爲，我們在國外的存在製造了敵人、激化了“聖戰”恐怖主義、推動了核擴散。
事實上，美國的退出也不會解決這些問題。
還有另一種選擇：明智和持續的接觸。新冠疫情強化了“9·11”事件的重要教訓：源於國外的威脅如果不加以控制，就會迅速傳入我們的世界。一旦它們進入我們境內，美國人將付出巨大代價。
國際力量對比一直在向不利於美國的方向轉變。這種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戰略自戀既助長了過度樂觀的政策，也助長了悲觀的政策，前者低估了行動的風險，後者則低估了不作爲的風險。
我們現在需要接受歷史學家扎卡里·肖爾所說的“戰略共情”，即承認其他人對我們共同的未來具有影響力。共情取代自戀，使我們認識到驅動和約束我們對手的抱負和意識形態。例如，普京的行爲動機是蘇聯解體後失去的自豪感，以及對於以西方的損失爲代價來恢復本國榮光的渴望，如果美國和歐洲領導人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就不會指望在普京執政期間改善西方國家與俄羅斯的關係。
然而，基於戰略共情的能力提升是不夠的。美國還必須在國內重建信心。正如已故哲學家理查德·羅蒂所說：“民族自豪感之於國家猶如自尊之於個人，都是自我提升的必要條件。”如果我們缺乏自尊，遑論在戰爭中進行有效戰鬥或是執行強力外交政策？
美國人在牢記自我批評的必要性並承認我們的民主制度存在缺陷的同時，還必須重新認識並頌揚我們國家的美德和偉大承諾，踐行建國綱領中讓我們團結一心的原則。政治分歧與戰略自戀都是我們的致命弱點。
無論誰在明年1月20日宣誓就任總統，建設戰略能力和恢復信心的協同努力都應成爲首要議題。
資料圖：這是2003年6月18日，美軍士兵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美英聯軍臨時總部門前持槍面對數百名示威的前伊拉克軍人。（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