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憲政改革的實踐——南北分裂 蔣介石領導北伐(二十四)

一九二七年後北京政府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國民大革命運動開展起來,蔣介石領導的南方革命軍誓師北伐,決心推翻現有政府另立新政權,北京政府岌岌可危。趁中國南北內亂之際,日本政府爲阻止南京軍隊北上,保護其在華北之特殊勢力和權益,五月二十七日,田中內閣悍然通過出兵山東決議,同時增兵青島、濟南等處。

汪榮寶密切關注着國內形勢,並奉政府之命對日本干涉中國內政提出嚴重抗議,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三日,他訪問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抗議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要求日本對中國局勢保持不干涉態度

一九二七年十月蔣介石受到國民黨各方勢力的打壓被迫下野,於十一月初到日本訪問,十一月三日會晤汪榮寶,談及中國政局情形和日本的關係。

蔣介石回國重新執政後,進行第二次北伐,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以保護僑民爲由,出兵佔領濟南,五月一日,國民政府軍隊在濟南遇日軍挑釁,三日,日軍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並闖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殺害國民政府駐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十七人。

之後又重炮轟城,造成中國軍民死亡達六千餘人、傷一千餘人的濟南慘案。汪榮寶奉南京國民政府之命,向日本嚴正抗議「第二次出兵山東」。一九二八年六月「皇姑屯事件」後,張學良主持東北政權,加強了與南京國民政府的接觸,但日本無理干涉,七月初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權助訪問張學良,要求張中止易幟,否則將採取行動。汪榮寶奉命於七月二十一日、三十日,向日本外務省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停止干涉舉措。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初對日交涉問題極爲複雜,漢口租界事件、南京事件、濟南慘案等中日間的重重懸案難以解決,尤其是濟南慘案給中國軍民造成重大傷亡,而日軍駐兵濟南無意撤離。作爲駐日公使的汪榮寶面臨着衆多棘手的問題,一方面要爭取日本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承認和支持,同時又要與日本進行艱苦的談判,還要保證雙方談而不破,可見其身負之重任。

在中日對濟南慘案的交涉中,田中內閣以出兵山東製造慘案阻礙北伐的目的未能實現,因而在談判中想要用「強硬」態度迫使南京儘快屈服了結,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態度非常傲慢,且不肯屈尊南下,轉飭日本駐滬總領事矢田七太郎執行談判。一九二八年七月十八日矢田訪見中國外長王正廷,告以日本欲快速結束濟案,除一口氣開列要中國政府道歉、懲辦禍首賠償損失、保證日本在華僑安全的四項要求作爲談判原則外,還提出中日談判地點應放在濟南等無理要求,遭到王正廷的嚴詞拒絕。

在此後的談判中間,汪榮寶成爲日本和南京政府交涉的消息通道。八月底矢田應召回國,接受了所謂的田中對華方針,九月六日自東京返任,汪榮寶及時將日本對華政策電告外交部:田中已授矢田以交涉濟南慘案全權,期盼中國不提賠款、懲兇、道歉、只要求不再發生此類不幸之保障,爲國民政府瞭解日本策略提供了準確的資訊。

十月十九日,外長王正廷和矢田七太郎在南京商洽,中國方面提出一併解決舊約修訂、濟南慘案、南京事件和漢口事件等中日間各項懸案的想法,並堅持濟案解決必須以日本軍隊全部撤出山東爲前提,日本方面則只願先解決寧案與濟案,並企圖將濟南撤兵問題當作談判中的籌碼,交涉陷於僵局。期間汪榮寶奉命向日政府聲明中國政府的態度和政策,並與外務省各員進行交涉,力圖快速解決各種懸案,經過曲折反覆的談判,終於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日達成解決濟南慘案的協定,簽署《中日濟案協定》,協定簽訂後經雙方協商,日軍將於五月二十日全部撤離山東。第二日汪榮寶發電致外交部,報告交涉圓滿解決,並囑向主席和部長轉達慶忱。

中央政府的執政方針和外交策略關乎與各國外交關係,而北洋政府因內部派系鬥爭不斷,爲爭奪地盤和控制中央,頻發戰事,每屆政府對外政策未能保持一致。汪榮寶雖身在國外,但對國內時局卻甚爲重視,保持着對局勢的高度敏感,除經常與外交部發電溝通外,還與國內政要友人保持通信往來,探知國內動態,他和張作霖孫傳芳王寵惠曹汝霖孫潤宇湯爾和等聯絡不斷,他關注國內革命運動進展,對南北分裂之局勢力主議和統一,以駐外公使的身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國內各方勢力。(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