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歷史歲月在這兒
拍攝紀錄電影《一起走過》時的情景。
5月28日，大量震撼人心的畫面將呈現在觀衆面前――
三大戰役如何波瀾壯闊？
中國女排如何奮力奪冠？
九八抗洪如何氣壯山河？
……
這些畫面都是真實的歷史影像。中央新影集團的導演們，從50萬分鐘的珍貴影像資料中篩選出88分鐘，製作成紀錄電影《歲月在這兒》，電影將於5月28日在全國院線上映，獻禮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
中央新影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姜海清向記者表示，中央新影集團的前身是誕生於1938年延安烽火歲月的延安電影團，1953年在此基礎上成立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幾十年來，一代一代前輩導演、攝影師通過影像完整真實地紀錄着黨和國家的重大活動、重要事件、重要工程、重大變化，爲黨和國家留下珍貴的歷史影像，現保存了總計60多萬分鍾影像資料，其中50萬分鍾爲珍貴膠片，成爲國家影像歷史的紀錄者和典藏者。
家有譜，地有志，國有史。83年來，新影是怎樣記錄時代、爲國留史的？近日，本報記者採訪了多位新影人，聽他們講述鏡頭背後的故事。
一代代新影人秉持初心
這兩天，新影導演王欣陸陸續續收到來自俄羅斯的消息，這讓她很興奮。一件尋覓了幾十年的寶貝，離新影人越來越近了。
這件寶貝是一部電影的膠片，電影名叫《延安與八路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拍攝的第一部電影。1938年9月，《延安與八路軍》開拍，中國共產黨建立起自己的第一個電影機構――延安電影團，這正是新影的前身。2臺攝影機、3臺相機、幾乎只夠拍一部電影的膠片是當時的全部家當。
2個月後，延安遭日軍轟炸，電影團駐地房屋倒塌。危急時刻，攝影師吳印鹹撲到桌上，用身體護住了卸下來的攝影機零件。飛機再來時，他不顧一切衝上山，拍下侵略者罪行。
1940年，爲了完成後期製作，《延安與八路軍》素材被送到蘇聯進行沖洗加工。不久後，蘇德戰爭爆發，戰亂中，《延安與八路軍》的膠片不知去向。
1953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成立後，一代又一代新影人從未放棄對遺失膠片的尋找。“或許，尋找的意義已超越了結果本身。這是一部穿越烽火、凝聚着電影先輩熱情與辛勞的電影，尋找它的過程就是尋找初心的過程。”中央新影集團文化歷史事業部主任胡永芳說。
時代變遷，新影人的初心始終未變。他們記錄時代脈動，堅守時代責任。
1949年，《新聞簡報》創刊，成爲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這些電影簡報短小精悍、內容豐富多彩，10分鐘時間呈現共和國領導人重要國事活動、國內外重大事件、祖國各地建設成果、新人新事等。短片的拍攝使得紀錄電影產量提高，報道範圍更爲廣闊，新聞性、時效性加強。
改革開始後，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爲紀錄電影的繁榮發展提供了豐厚的土壤。新影製作的《莫讓年華付水流》《美的呼喚》《潛海姑娘》《零的突破》《中國面向未來》《決定命運的時刻》《改革開放的中國》等紀錄電影，以嚴謹的敘事和滿腔熱情擁抱改革開放的大時代。
1993年，新影廠劃歸中央電視臺，紀錄片創作的“影視合流”對紀錄電影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紀錄電影越發向本體意識迴歸，主題多元化，表達不同的思想和審美訴求。這段時期，人物傳記紀錄電影再次成爲新影廠創作的亮點，如《豐碑》《周恩來外交風雲》《走近毛澤東》《小平您好》《又見梅蘭芳》等作品，這些影片更加關注在歷史大背景下展現生動細節，挖掘人物內心、塑造人物性格，更加關注影片主人公與觀衆的思想互動和內在交流。
2010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集團）成立，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和北京科學教育電影製片廠作爲骨幹企業組建而成，立足製作反映政治、經濟、文化、藝術、自然、科學等多個領域的電影。
中央新影集團副總經理郭本敏向記者說，“紀錄電影記錄着國家發展的面貌，體現時代進程的步伐，展現中國人民的心路歷程，它以不可替代的真實歷史和真實人物感染、鼓舞觀衆。”
用鏡頭記錄國家喜怒哀樂
“給我剌1塊錢的肉。”
“好嘞！”
只見售貨員一刀下去，切下長長一條肥瘦相間的豬肉，扔到秤上一稱，剛好1塊錢。4月23日，在觀影座談會上，電影播放到此處時，觀衆席傳來陣陣清脆的笑聲。有人小聲感慨：“1塊錢能買那麼多肉呢！”
這是紀錄電影《歲月在這兒》中呈現的中國改革開放後商店裡的一幕真實場景。這部紀錄電影的時間跨度從1948年的三大戰役到2019年新中國成立70週年，以編年體的方式記錄黨、國家和人民走過的不平凡歲月，其中許多珍貴影像是首次披露。
觀影座談會上，記者聽到不少觀衆分享體會：“老的歷史畫面真有意思”“這部電影所有片段都是寶藏”“影片覆蓋了幾代人的童年和青春”“這是一部面向全社會特別是青少年最好的教育影片”……新京報社黨委書記、社長劉軍勝更是直呼“原人原物、原音原貌、原汁原味、原景原像”。
原汁原味呈現離不開豐富珍貴的影像素材。新影導演郝蘊曾說，在北京有一座山，山裡有一個洞，洞裡有一個倉庫，這個倉庫是共和國的影像倉庫，也就是新影廠的膠片庫房。《歲月在這兒》正是從倉庫裡50萬分鐘的影像資料中篩選出來的。
《歲月在這兒》總導演郭本敏告訴記者，幾位導演篩選出了幾十個小時的素材，後來剪到12個小時，之後又壓縮到4個小時、2個小時，直到最終呈現給觀衆的88分鐘版本。“我們尋找歷史發展中的關鍵節點，也尋找有全民記憶的節點，藉助能給觀衆帶來淚點、痛點、喜點的事件，濃縮中國人幾十年的喜怒哀樂和情感共鳴。”郭本敏說。
這些珍貴影像資料凝結着一代代新影人的心血。
“在我們時政部，接到任務、拿上機器、從廠裡出發，那是家常便飯。幹我們這個，有拍攝任務，忙起來哪裡顧得上吃飯啊，既是腦力活，也是體力活哦。”時政部老攝影師劉大良已經退休，但跟記者回憶起曾經在新影工作的日子，依然激動不已。
2008年5月12日汶川發生特大地震，劉大良第一時間趕赴災區。“那時候還餘震不斷，我們只能在車上過夜。狹小的空間裡，當別人早已睡熟時，我們還在裝卸膠片，爲第二天的工作做準備。”在災區的拍攝中，大雨瓢潑、道路被毀、通訊中斷，腳下都是泥濘瓦礫，扛着攝影機的劉大良只有一個信念，記錄下這真實的畫面。
一次，爲了完成一個搖鏡頭，劉大良一腳踩空，仰面摔倒在瓦礫堆上。快倒下的一瞬，他下意識地將攝影機往自己懷裡攬，20多斤重的機器設備就砸到了劉大良的臉上和脖子上。爲了穩住機器，他顧不上後腦勺已經狠狠拍在瓦礫堆上，在陣陣眩暈中，用右手肘拄在地上，終於讓攝影設備平穩落地。事後，雖然手肘一大片青紫，腦後也腫起大包，劉大良仍然感到欣慰，因爲膠片、設備一切安好。“這次受傷，換來的是記錄下現場災情和人們堅強的面孔，值了！”劉大良說。
回顧從事時政攝影工作的20多年，劉大良參與過新中國成立35年、40年、50年、60年大慶拍攝任務，“零距離”見證了香港、澳門迴歸和2008年北京奧運會，走遍34個省份，出席各種重大活動和考察工作500多次，累計拍攝膠片40多萬米。記者問他辛苦嗎？劉大良擺擺手，笑着說：“吃了這麼多苦，受了這麼多累，但我仍然會說，能記錄國家的喜怒哀樂，這是我的幸運！”
一路走來，新影廠記錄了國家的點點滴滴。記者走進新影集團辦公樓大廳，兩側的展板上鋪滿了作品海報。紀錄電影《青春中國》、抗疫紀實電影《一起走過》、反映脫貧攻堅工作的《一村一寨總關情》、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紀錄電影《保家衛國》、記錄珠峰重新測高的電視紀錄片《登峰》、展現中國保護瀕危野生動物進展的《王者歸來》……既有在院線上映的電影大片，也有在電視臺播放的系列紀錄片，讓人目不暇接。
每逢大事總是衝在第一線
無論身處哪個時代，新影人的執着與拼搏始終未變。每逢大事，新影人總是衝在第一線。
“你知道嗎？現在我如果去武漢，不會說‘去武漢’，而是說‘回武漢’。我和武漢結下了生死情緣。”新影導演楊劭�祿毓恕兌黃鸌吖�》拍攝經歷時說。2020年1月29日從北京出發，2020年4月25日從武漢返京，一共88天。和楊劭�亂謊�，這段記憶也清晰地印在了新影攝影師邵可的心裡。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影先後派出了兩批共9人的攝製隊伍，逆行出征，深入武漢抗疫一線進行拍攝。楊劭�潞蛻劭傘⒄爬蚓褪塹諞皇奔淶執鏤浜旱摹�
曾經不暈車、不暈船、不暈機、不暈血的大小夥兒邵可，在武漢卻經歷了“累吐了”的經歷。邵可告訴記者，團隊帶了兩套攝影器材去武漢，一套是16毫米膠片攝影機，一套是4K數字攝影機，加上三腳架、鏡頭、片盒等等，最重時差不多有四五十斤，全都得背在身上。每天的工作時間不固定，最多的一次，他們在一天內三次進入疫區。“因爲每次進去就要換一身新的防護服，爲了節省，我們只要進去，就儘量多拍一點，每次都是把儲存卡拍滿了、電池電量用完了纔出來。”邵可說。
在朋友圈，邵可寫下自己的心情：每當我感覺到累了、疲憊了、想休息的時候，我就去看看拍過的視頻，看看那些堅持在一線治病救人的醫護人員，看看那些無私付出的志願者，看看那些有着強烈求生意志的患者，我立馬感到，我還得去拍攝、去記錄、去戰鬥，去盡我的一份微薄之力。
就這樣，在武漢，他們克服身體、心理上的諸多困難，將鏡頭對準“天使白”“橄欖綠”“守護藍”“志願紅”等一大批各行各業的平凡英雄，記錄下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每一個普通民衆，在攜手抗疫時的家國情懷、生動故事。其間，新影的攝影師們先後共60多次深入“紅區”拍攝，累計拍攝完成16毫米電影膠片素材26卷，沖洗完成底片10本，膠片長度2746米，時長近4小時，數字攝影機拍攝包括2K和4K數字高清素材約270小時。
前不久，在武漢“解封”一週年之際，全景式真實記錄武漢抗疫歷程的紀錄電影《一起走過》首映式在武漢舉行，以電影的形式向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市致敬。《一起走過》的總導演朱勤效深情地說，當他看到武漢怒放的櫻花，就會想起怒放的生命，自己導演《一起走過》的這段經歷，將永遠銘刻心底。
“新影廠是要給歷史留資料的。”楊劭�濾擔�“我們用望遠鏡看國史，用放大鏡看普通人的歷史，希望用影像留住他們的故事，以赤誠見證我們的誓言。”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新影攝影師劉世樂也積極報名前赴武漢，但因名額有限，未能如願。不久後，他等來了另一個出征的機會。
2020年4月30日，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營，中國莊嚴向世界宣佈：正式啓動2020珠峰高程測量！
有6位新影人與登山隊隊員一路同行，記錄整個登山過程，劉世樂就是其中一位。他們的任務是拍攝紀錄片《登峰》。“登山隊訓練半年之久，而我們團隊沒有進行逐級適應訓練，直接從北京到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營！”攝影師劉世樂說。
揹着100多斤的設備，在石頭縫隙中行走，常常是走兩步歇幾秒。即便這樣，劉世樂和同事王澍還是堅持爬到了海拔6500米的營地。由於體力透支，王澍身體劇烈發抖，一度陷入半昏迷。休息一晚後，王澍一大早又照常開始了工作。
有一次，在完成拍攝任務回營地途中，劉世樂和同事因風暴走散了，他與嚮導失聯了，只能硬着頭皮往前走，在邁過一塊冰凌時，他趕忙把腳縮回來――腳底下是懸崖。至今想來，劉世樂仍心有餘悸。從營地到拍攝地，他走了4小時，而回程整整花了11個小時，回到營地，他整個人已經虛脫。
2020年5月27日，珠峰高程測量登山隊隊員成功登頂，將五星紅旗再次插上世界最高峰。新影拍攝團隊也圓滿完成了80多天的拍攝任務。劉世樂說：“拍攝期間，登山隊隊員每次看到我們都會伸出大拇指：‘新影人好樣的！’”
“新影人從延安一路走來，用攝影機記錄了我們民族的不可複製的真實的時代記憶，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在數字化的時代，把這些寶貴的影視資料用數字化的手段保存好、利用好。未來，新影將繼續開展重大主題主線紀錄電影電視片創作，用鏡頭記錄中國發展，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姜海清說。
（本版照片由中央新影集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