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中的不凡家書 與導演黃惠偵的《日常對話》

圖、文/ Harper's BAZAAR

入圍本屆金馬最佳紀錄片獎的《日常對話》,其實片名可以取得很有話題性或更利於宣傳行銷,但導演黃惠偵選擇不譁衆取寵,平實地爲這部片做了裡應外合的定調。而在婚姻平權家庭意識衆聲喧譁的浪潮當頭,這部以異性戀孩子視角望向同志媽媽、勇敢掀開關係傷疤,深入理解並根治的真實對談,無疑是站在時代浪尖上,撼動人權不平等最具力量的光芒

「能不能改變世界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紀錄片是可以改變『人』的。當然世界之所以可以改變,是因爲人可以改變。」--黃惠偵

▲在今年的金馬影展裡,這部紀錄片一度擊下大師經典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蟬聯觀衆票選排行榜首達十日之長!(圖/黃惠偵導演提供,以下皆同))

20歲時的黃惠偵因緣際會遇見楊力州,從原先屈服命運的陣頭少女一躍成社運工作者,從移工原住民關注至土地議題。八年前,她準備就緒,提起攝影機對準其轉行初衷:解開姐妹倆與同志母親長期疏離之因。影像徐徐流轉着:童年被迫放棄學籍走入牽亡、父親施暴母愛缺席,黃惠偵看似戲劇化人生,卻是傳統家庭價值下的失落暗角。她用鏡頭與母親溝通,也道出許多人說不出口的沈重,當我們關心在北港老家家人反應時,導演笑言回道:「他們覺得不難看。」

《日常對話》雖是初衷,卻不是黃惠偵的終點。她用緣分論迴應着延續母親系列作品的可能性,甚至未來也不排斥執行劇情片的拍攝。近日黃惠偵更在婚姻平權公聽會中,以己身經驗挺身表述立專法社會歧視,毫不保留地坦誠與捍衛人權的堅毅,讓人動容之外,更想了解這樣的堅持來自於如何的信念?讓我們也與導演來一場小小對話。

▲《日常對話》劇照之導演黃惠偵(右)與母親。

Q:是什麼樣的信念,讓您挺過20年的籌拍期完成《日常對話》?A:因爲這部影片對我來說並不只是創作,而是我生命中非得完成不可的一件事。

Q:對您而言,《日常對話》與《我和我的T媽媽》之間的差異是?A:從理性的角度來說,兩個版本的差異是目標觀衆不同(電影電視),所以敘事的節奏方式不同。從感性層面來說,兩個版本的差異是,一封像是我給母親的情書,一封則像是我的自述書。

Q:開拍之前,您是如何說服母親面對鏡頭?A:我從1998年就開始拍攝她,所以她對於有攝影機存在這件事已經不陌生。在2014年有團隊加入正式拍攝之前,有另外再對她說之以理,動之以情,外加偶爾耍賴。

Q:導演您曾帶母親去參加同志運動,事後母親對您說過關於這些運動的想法嗎?A:我曾帶她去參加過同志遊行,原本以爲她會在遊行中很有認同,但她只有前三十分鐘覺得很有趣,三十分鐘後就開始覺得無聊想回去找朋友打牌了。那時我才突然驚覺,或許我媽那樣纔是最理想的社會狀態,因爲如果每個人都不需要透過特別的方式去找認同,那就表示社會外部沒有帶給任何人不被認同的壓力。

Q:在片尾,您女兒問道:「阿嬤,妳愛不愛我?」這一幕相當感人!請問《日常對話》後,對妳與母親的關係有產生什麼變化嗎?那母親與孫女之間呢?A:我女兒的存在對於影片,以及影片之外我們的生活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她讓我們母女祖孫三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鬆軟不緊張。

Q:您主要想透過《日常對話》傳達什麼訊息給社會大衆?A:試着去理解你最重要的人,也讓你最重要的人理解你,在一切都還未太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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