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桿子出政權 毛不允許槍指揮黨──政經遞嬗七十年（三）
在許多地方，軍隊這種行事謹慎的表現確實能提升羣衆對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並且緩和先前的不滿情緒。不過在軍隊中，這類管理和管教方式卻令軍人十分反感，甚至削弱了軍人對黨的服從性。在毛澤東的著作中，有一句話在西方世界裡常爲人所津津樂道，而且往往被西方世界用來證明毛澤東思維中的好勇鬥狠，即所謂「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句話似乎凸顯了毛澤東與軍閥、國民黨將領的思維模式相仿，都是爲了逐鹿中原而以萬物爲芻狗。不過，毛澤東的上下文其實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隨着軍官、甚至正規部隊開始熟識新的科技技術，而共產黨的幹部對此卻仍一無所悉，如此一來軍隊與黨機器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該由誰來主導未來的發展方向，形勢似乎尚未明朗。
人民共和國建政的頭幾年裡，中國的知識分子就致力於爲自己在新政權中尋找令人滿意的定位，且爲此掙扎不已。傳統學習的本質和方法受到五四運動批判聲浪的全盤攻擊，但是接踵而至的知識氛圍卻益形複雜，因爲現代西方學術訓練與概念的接納者，只不過是依託於傳統思維理路之上，並非徹底取而代之。接受教育同樣是一種耗費時間、所費不貲的過程，多數知識分子都是來自擁有祖產或事業的富裕家庭。在政府官僚體系謀得一官半職、以及從事教職或法律工作者，都免不了會與昔日國民黨政權有所關聯，或曾受僱於國民黨政府。在大學裡執教或具備醫療和科學專長者通常都在海外取得學位，或曾在中國受教於西方人。
具這類背景者如今都被烙印上「封建的」、「反動的」、「買辦的」或「資本家的」標籤，據此，知識分子有義務向中國共產黨輸誠。大部分知識分子早已有感於舊中國的積弱不振，更對國民黨政權能否承擔責任、撥亂反正失卻信心，而準備獻身新政權。中國共產黨承諾，縱使是國民黨的官員還是可以留在原職位，而這頗有安撫人心之效。中共奪取政權之後，不僅多數學術菁英並未逃離中國，前往臺灣或西方國家，反之，一九四九年底有大批定居海外的知名人士返回中國，並在一九五○年臨助中共政權重建新秩序。這批迴歸學人有許多是科學家、經濟學家，以及國民黨時代的駐外大使和領事等外交人員。即使是在國、共兩黨之中都看出弊病的人，也在愛國心及尋找新機會的心理驅策下返回中國。《駱駝祥子》、《貓城記》的作者老舍，自一九四六年就寄居紐約，並在美國享有盛名，《駱駝祥子》一書在當地極爲暢銷，老舍不顧友人返國之後恐怕謀生不易的警告，毅然決然地於一九五○年迴歸故鄉。
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期間，數萬名中國知識分子，不分老少，一律被送往「革命學院」，以特定城市既有的學校爲上課地點，接受爲期六到八個月的課程，而內容主要在於導引知識分子認清其階級背景，以及反省迄今爲止他們那種象牙塔生活的本質。由資深共產黨幹部講授革命性質的課程，導論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等人的基本著作。參與的知識分子一同出席學習小組和自我批判大會，同時，還必須準備一份「自傳」，坦白交代他們及父母的錯誤。最後一項要求爲終身服膺於儒家孝道傳統的學者帶來深遠的影響，而整個學習過程也讓知識分子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起初在學習過程中，他們興奮地分享小團體的向心力，隨後歷經一段恐懼與惶惶不安的隔離和認錯時期，到了最後的「行爲改變」階段，則坦承並感謝共產黨改造他們的生活。
溥儀被迫自我批判
有一份中共試圖改造知識分子思想的證據，是一份長達十一頁、來自曾就讀哈佛大學的知名哲學教授筆下的自我批判。這位教授首先批判過去自己那種「官僚地主家庭」安逸享樂的生活，接着繼續分析禁錮他自己心靈的「自私外表」，他進而責備自己沉溺於頹廢的資產階級哲學，並意圖讓哲學超脫於政治範疇之外，最後感謝共產黨讓他重拾生活的真諦，也感謝人民解放軍所賜予的「奇蹟」。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最特出的學員要屬前清廢帝、滿洲國的統治者溥儀。一九四五年，溥儀遭蘇聯當局逮捕，嗣後被遣送回中國。一九五二年，溥儀在哈爾濱接受「改造」，並開始撰寫他的第一份自我批判。我們很難辨識這類自我批判是否發自內心，不過如果遭中共認定不夠坦率，仍有所保留，這一類自白就會被退回；但若是寫自白的人使用反諷筆法，還是難以察覺。
知識分子就如同社會的其他階層成員，都參與了三反、五反等相互攻訐的羣衆運動，並竭盡所能證明對新政權的效忠，自願加入土地改革的工作隊，宣傳黨的政策。一九五一年中共官方發動羣衆運動批判一部廣受好評的、描寫晚清武訓行乞興學的電影，明確表達出中共官方迫切認爲知識分子思想必須導正。武訓自幼家境一貧如洗，靠乞討爲生，終至成爲一名地主；接着運用他的財力和影響力興辦學校，讓窮人家的孩子接受教育，日後方能爲國服務。但共產黨的理論家卻羣起攻之，認爲像武訓這類改良主義行動無疑會腐蝕革命的傳統精神。於是中共通令全國各地的學習小組挺身抨擊這部電影，並且逼使《武訓傳》這部電影的導演兼編劇公開扭轉原來的論調。
一五計劃初期階段，毛澤東開始體察到中國若要增進生產力，就必須讓各種政治理念不同的知識分子，包括作家、科學家與工程師，都能爲國家服務。不能讓這些創作工作者遭受羣衆運動的恐嚇（批判電影《武訓傳》就是個例子），否則國家就會遇上麻煩。他告誡幹部，「以掌握馬列主義的能力作爲評斷的唯一標準」是不正確的，中共應鼓勵「能夠誠實工作、並認清他們的工作」的知識分子。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