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問美國警察暴力執法(環球熱點)

美國民衆密歇根州急流城街頭爲帕特里克・利奧亞事件舉行示威遊行。  (來源:美聯社

4月13日,美國密歇根州大急流城警察局公佈4段非洲裔美國人帕特里克・利奧亞遭警察槍殺的視頻,立即在美國社會引發軒然大波。數百人聚集在大急流城市中心抗議警察暴力執法,要求公平正義。爲何在美國警察槍口下喪生的多是非洲族裔?爲何暴力執法的美國警察常被輕判?爲何此類事件層出不窮?針對美國暴力執法背後的種種問題,專家分析指出,暴力執法與種族歧視、槍支暴力及政治體制積弊等問題交織疊加,已成爲根深蒂固的“美國病”,目前還看不到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性。

爲何遇害的多是非洲族裔?

美國密歇根州大急流城警察局公佈的4段視頻顯示:4月4日清晨,美國密歇根州警察截停了26歲非洲裔美國人帕特里克・利奧亞駕駛的汽車。利奧亞下車後,警察要求他回到車裡並出示駕照。利奧亞未能出示駕照,嘗試逃跑,警察開始追趕。兩人搏鬥中,警察試圖按住利奧亞並掏出了電擊槍,利奧亞開始搶奪。警察這時拔出手槍朝利奧亞頭部開了一槍。

代表利奧亞家庭的律師本・克倫普發表聲明說,針對一名赤手空拳的黑人,警察完全沒有必要過度使用暴力。

2020年,非洲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暴力執法窒息死亡,引發全美大規模抗議並激起全球各地“黑人的命也是命”反種族歧視示威遊行。獨立調查項目“警察暴力地圖”提供的數據顯示,在弗洛伊德遇害後一年內,又有181名黑人在警察執法中死亡。

爲什麼遇害的多是非洲裔美國人?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學者孫成昊指出,美國暴力執法問題與系統性種族歧視密不可分。客觀而言,美國非洲裔羣體犯罪率比其他族裔高,尤其在疫情發生後,美國經濟下滑、社會矛盾激化,少數族裔獲得的醫療資源教育資源、公共福利資源比白人更少,種族間對立衝突加劇。美國警察對非洲裔羣體帶有偏見,警惕心緊張感也更加明顯,在對待非洲裔犯罪嫌疑人時更容易採取暴力手段危險性動作。在此情況下,非洲裔羣體的暴力犯罪越來越多,警察與非洲裔羣體的矛盾越來越深,暴力執法的概率越來越大,最終導致“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釀成一個個悲劇。

“美國警察暴力執法問題與美國系統性的種族歧視密不可分,再往深層探究可以發現,種族歧視本質上是階層不平等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魏南枝分析,美國不同種族間的貧富差距大、不同收入人羣之間教育差距大,美國相當比重的非洲裔羣體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難以接受優質教育並順利就業,很難通過個人努力實現階層向上流動,因而容易陷入世代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窘境。美國警民衝突長期客觀存在,與美國高持槍率和非洲裔美國人高犯罪率有關,其背後是更深層次的問題――包括非洲裔在內的少數族裔面臨的系統性歧視的體制機制問題從未得到有效解決。

爲何美國警察施暴常被輕判?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報道,2020年5月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謀殺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的美國白人前警員德里克・肖萬,被判處22年零6個月的監禁。明尼蘇達州總檢察長基思埃利森表示,肖萬因行使致命武力,成爲“有史以來警員被判最長刑期的其中一人”。

然而,像弗洛伊德事件這樣的判決結果十分罕見。《柳葉刀》報告顯示,1980年至2018年間,美國約有30800人因警察暴力死亡,其中非洲裔因警察暴力死亡的概率是白人的3.5倍。

根據“警察暴力地圖”統計數據,2021年,美國有超過1124人死於警察暴力,其中大部分是在非暴力犯罪甚至沒有犯罪行爲的情況下被警察殺害。2013―2020年期間,有98.3%暴力執法的警察未被指控犯罪。換言之,僅有極少數的美國警察會因暴力執法受到法律懲罰。

“弗洛伊德案件中,肖萬被定罪主要是爲了給羣情激憤的美國民衆一個‘交待’。”魏南枝指出,美國是一個警察國家,警察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由於司法體系對警察執法始終採取保護措施,美國對警察暴力執法案件的判決往往呈現出偏袒警察的結果。美國也是典型的判例法國家,過去已判決的案例,會成爲新案件判決的重要參考。因此,美國警察暴力執法被輕判已成常態。

據《紐約時報》報道,在美國,“警察基於合理恐懼的行爲可被諒解”的觀念普遍存在。如果警察能合理解釋自己的行爲,證明在某一個時刻認爲自己或同事的生命受到威脅,那麼陪審團通常不會給警察定罪。

孫成昊表示,到目前爲止,美國司法系統對警察暴力執法的容忍度一直相對較高。法律對警察更有利,給予他們使用武力的自由,警察在不瞭解對方動機的情況下,出於安全考慮有權利選擇開槍等對犯罪嫌疑人危險性較大的動作。此外,包括陪審員在內的美國人更傾向於信任警察,因爲他們希望警察能夠保護他們的安全。在這些因素的綜合影響下,美國民衆在遭遇警察暴力執法後起訴警察的概率非常低,起訴後判處警察有罪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

爲何此類事件層出不窮?

今年2月26日,美國紐約舉辦了一場紀念非洲裔青年特雷文馬丁的活動。10年前的這一天,17歲的馬丁慘遭白人協警喬治・齊默爾曼槍殺,齊默爾曼最終被判無罪,這一判決結果在美國各地激起抗議。紀念活動上,美國民權組織領導人阿爾・沙普頓指出,“美國的種族歧視還遠沒有被根除”。

“警察暴力執法問題與種族歧視、槍支暴力等社會痼疾交織黏連,成爲根深蒂固的‘美國病’之一。”孫成昊指出,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規定,每個美國公民都享有持槍權。近來,美國槍支暴力問題日益嚴重,“幽靈槍”屢禁不止,在非洲裔聚居的社區內犯罪率尤其高。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警察的生命安全也受到更大威脅,在面對非洲裔犯罪嫌疑人時更容易採取開槍等傷害性強的動作。同時,由於美國各州對警察執法的相關規定不同,缺乏統一限制標準,警察系統對暴力執法的約束力明顯不足。近年來,美國警察在執行任務時被要求佩戴執法記錄儀,但這種技術層面的微小改進對解決警察暴力執法問題可謂杯水車薪。

魏南枝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美國暴力犯罪率大幅提升,弗洛伊德事件等警察暴力執法問題層出不窮。這並非近年來纔有的現象。實際上,每當美國國內經濟下行、金融危機、就業危機發生時,種族矛盾、暴力衝突等社會問題就會頻頻發生。種族矛盾被扭曲爲警民矛盾,美國政府無法解決問題,就掩蓋問題,轉移矛盾。因此,人們纔會看到十分弔詭的一幕:美國種族問題一直在被炒作、被激化、被放大,卻始終未得到實際改變。可以說,美國警察暴力執法的社會土壤一直未被清除,暴力執法問題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

正如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所言:美國系統性的種族主義需要系統性的應對措施,需要採取全面而非零碎的方法,才能消解幾個世紀以來根深蒂固的系統性歧視和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