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國安至上 被犧牲的半導體產業(盧信昌)

楊金龍談全球化發展因應之道,提醒臺美順差擴大避免被制裁。(圖/吳靜君攝)

這陣子以來,爲美國高層所獨尊和不斷加碼的地緣政治,是將國安思考、風險判讀與策略指導的位階,無限上綱;更在新冠疫情迄今,已然衰退的金融信心與全球經貿,悉數假手國安考量與半導體產業鏈的重組,來合理化高度的政府管制與財政大補貼!

政經風險的防範與分散產能,本來就在企業主的算計當中;無論是成衣、製鞋甚至水產養殖等傳統產業,狡兔三窟好規避匯兌波動與國家風險,本來就是代工業者避免要按約賠償,和求得生存壯大所必要支付的成本作爲。

最近,央行總裁楊金龍提出警告,全球化的步調調整,對臺灣經濟前景具有重大意涵,並提出應該持續關注的四大面向,分別是:全球化的緩和與跨國政策的協調、產業鏈重組與臺灣的競爭優勢、金融業職掌與匯率穩定,及如何避免再度成爲被美國製裁的貿易對象。

誠然,跨國結盟、拉攏與政治層級的指導意圖,臺灣自無從跳脫其手掌心;但客觀思辨和勇於主張,則是主政者不能逃避的職責與主權行使。

首先,側重依存、互惠關係的古典貿易理論,所謂江山代有人才出,就是要讓跨國人才流動與生產競爭,能輪流擔任國際經濟破風手。反之,認定全球化概念的推進與施行經驗,恐限縮國家政策空間,可能引發政經不穩定,則在將生產依存的利益跟金融投機的歪風禍害混爲一談。

畢竟,即使在沒有世貿組織的七、八O年代,因爲貨幣巨貶和外債償還而造成國家風暴,比比皆是。

至於所得與財富分配變動,所謂贏家、輸家的不均問題,只消看看從北到南的臺灣,房價變動和土地增值的經年順序,就知道唯有時間與耐心纔是最好的解藥。

其次,和緩之中的全球化,已然造成新一輪跨國外部性和惡性競爭的問題。主要經濟體應儘早共同面對,就惡化的政策補貼與公平貿易法的偏差自利,從政策誘因的設計、成效檢視和執行實務面,啓動公、私部門的磋商協調。

誠然,順應供應鏈的重組及地域多元化的佈局,還能帶動臺灣金融業的國際化;只是強求各行業擁抱新南向,不僅在做無多大效益的對外補貼,重複的產能投資和財務負擔的,更忽略過往在中美洲友邦國家的慘痛教訓。

最後,此刻中、美兩國之間的博弈,主要涉及的是戰略縱深的各自創造。中國大陸逐漸有能力阻卻美國的近海偵搜,甚至超越第一島鏈的圍堵;而美國則冀圖能以民主聯盟的帶動,讓金融大海嘯期間所提出的新兩強G2,能在國安思考之下重行設局並做出攻防守備。

目的無他,就是能將美、蘇兩強,於冷戰期間的對峙與勢力範圍的備戰利益,悉數過繼和轉換成是在美、中護欄之下,可予取予求的有力框限和新局勢。

因此,懷璧其罪的臺灣,雖有着臺積電爲各國爭相招手的風光,仍須步步爲營。當朝的執政者,當然有義務貫徹身爲主權國家,所應當盡責的策略應對與海外企業的利益維護。

(作者爲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