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兩岸研發疫苗 對抗變種政治病毒(趙春山)

(圖/美聯社

美國總統拜登於6月16日結束他上任後的首次外交出訪。拜登以歐洲之行展現美國重返世界舞臺的決心,並以強化「跨大西洋夥伴關係」,證明美國有能力領導自由世界,以應對他眼中「21世紀民主政體專制政體之間的鬥爭。」

拜登視中共爲美國的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他此行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爲後疫情時代中美關係進行「超前部署」。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被公認是中共的「老朋友」,但他最近居然表示,「在後疫情時代,美國失敗了,誰也不好過,尤其是中國。」在中共看來,季辛吉這句話語帶「威脅」,但卻默認「中國崛起」的勢頭,並未受到這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響

這次「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導人英國舉行的峰會,被媒體形容是「疫苗峰會」。抗疫疫後經濟復甦,是與會各國關切的重要課題。拜登在會前就展開「疫苗外交」,表態支持暫停對疫苗專利權的保護,讓開發中國家加快生產以取得更多疫苗。拜登訪歐前並承諾,將採購5億劑疫苗,捐給全球92箇中低收入國家,並計劃推出美國版的「一帶一路」,以加強當地基礎建設,確保疫苗能送到受與國的手中。

拜登此行成功促使歐洲盟國在「聯合聲明」中,首次提到「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有外媒評論,這是拜登個人的一項外交成果;但我認爲,「口惠」不足以幫助臺灣應對目前的「疫苗危機」,也無法緩和因疫情而雪上加霜的兩岸緊張關係。

臺灣在防疫的第一階段表現優異,獲得國際社會給與「模範生」的美譽。但從「防疫」轉變到「抗疫」的階段時,卻出現疫苗短缺的窘境。顯然,政府所謂「超前部署」是失敗的。現有的指揮體系和主其事者,無法處理像新冠肺炎這樣具有巨大殺傷力傳統安全問題

防疫如同作戰,新冠病毒就似「黑天鵝」般的突如其來,但造成的人命犧牲,卻已超過傳統的戰爭型態。故政府應把指揮作戰的體系,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級。英國前首相邱吉爾二戰時組成「戰時內閣」;前蘇共領導人史達林也成立「國防委員會」,作爲危機處理機制,其成員包括重要的黨政首長

事實證明,這次疫情對我們國家的影響,已觸及政治、經濟、外交和兩岸關係。以現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運作方式,根本無法發揮「垂直分工」和「橫向聯繫」的功能。陳時中部長有其醫事專業背景,但卻無力扮演「指揮官」的角色。期待他以戰略眼光來處理複雜的國安問題,不是所託非人,就是強人所難。

臺灣社會長期受到族羣對立和政黨對抗的撕裂,民衆早就厭倦各種傳聞和政治算計,也不奢望真相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疫情當下,民衆關切的只是能否拿到疫苗;且只要經過國際安全認證,沒有人在意疫苗來自何方。政府若要避免民衆「病急亂投醫」,就應滿足人民這個基本生存權利。

兩岸未能藉疫情合作恢復協商,令人感到相當遺憾。我們更擔心,在有心人士的刻意炒作下,新冠病毒已轉變爲「政治病毒」,不僅升高兩岸的政治對抗,也加深了兩岸的民意對撞。目前看來,兩岸執政當局都未能研發出有效的「政治疫苗」,來對抗這類「變種」的病毒。

疫情應該總會過去,隨之而來的是外部形勢變化,對臺灣生存可能造成的衝擊。有國際政治學者指出:「處理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失控或激化,可能導致國家要求以傳統軍事手段,來解決彼此之間的衝突。」

因應疫後兩岸關係的變化,臺灣應做好「超前部署」的工作。我認爲,政府必須從這次的疫苗困局中記取教訓,除了凝聚所謂「同島一命」的共識外,當務之急是重建人民對執政者的信任和信心。

(作者爲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