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莫因「政治正確」造成形勢誤判（趙春山）
美國白宮國安會主管印太事務官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日前指出，美中「接觸」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後主導美國對中戰略的模式將是「競爭」。而北京大學教授王緝思早在今年1月就指出，中美對抗遠遠超過大國權力競爭和意識形態分歧。
王緝思是中國大陸首屈一指的美國問題專家，我過去曾因兩岸智庫交流與他多次接觸。王教授和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密西根大學教授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先前共同提出的中美「戰略互疑」（Strategic Distrust）一說，至今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根據《南華早報》報導，王緝思今年5月在一次演講中提到，若與美國的「中國研究」比較，中國的「美國研究」實在太弱了，雙方存在嚴重的「知識差距」（knowledge gap）。
中美關係將是一場長期性的戰略競爭，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大陸學界對「美國研究」進行反思，誠然有其必要。有大陸學者坦言，中國大陸學界不像美國那樣，擁有完全學術自由的討論空間；尤其「海歸派」學者，受當局限制更多，連在當地會見外國人都須經過批准。學者擔心，這些現象都會造成「美國研究」人才枯竭，不利於北京制定政策。
臺灣的情況比中國大陸更爲嚴重。中美戰略競爭，臺灣的處境就似「兩大之間難爲小」，理當對眼前這兩名「大漢」，仔細端詳、精心研究。以「美國研究」爲例，臺美關係如此密切，美國對臺灣的影響力可謂無所不在；但難以想像的是，目前國內大學的美國研究所無人問津、招生名額不足，被迫關門大吉者時有所聞。
再以中國大陸研究爲例，臺灣視中共爲安全威脅，但對這個威脅的源頭卻是不求甚解。冷戰時期，臺灣一度是世界中共研究的重鎮。我因工作關係，曾接待過當時名不經傳，後來在美國對華政策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國學者奧森伯格（Michel Charles Oksenberg）和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等人。他們來臺取經的目的，除收集資料外，就是要拜見恩師，當時著名的「匪情專家」郭華倫教授。記得郭老師語帶客家口音，講述那段「兩萬五千裡」的親身經歷時，訪賓聽得目瞪口呆，不斷振筆急書。今年是中共建黨一百週年，歷史能夠提供今人許多經驗和教訓。但臺灣今天專研「中共黨史」者，除中研院院士陳永發教授外，已後繼乏人了！
學術研究能幫助決策者做出形勢判斷。毛澤東就強調形勢判斷的重要性，所謂戰略和戰術，都是根據形勢判斷所得出來的，而「誤判形勢」常常是因爲有了「先入爲主」的想法。有「冷戰之父」之稱的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當年提到西方面對前蘇聯的威脅時，有人把蘇聯視爲八呎高的巨人，西方只能在她的腳下顫慄；有人則空想「暴政必亡」，只要在家「坐享其成」就好。前者是過度悲觀的「投降主義派」，後者則是盲目樂觀的「自大主義派」，兩者皆不可取。
前總統李登輝是學者出身，他在制定大陸政策時，常常喜歡聽取身旁智囊的意見。記得當年面對中共內部「六四事件」和1996年臺海危機時，李曾指示智囊進行兵棋推演，研判結果和後來的發展不謀而合。李總統欣喜之餘，曾下令犒賞參與的學者羣。
如何客觀看待中共、美國和中美關係，是臺灣當前面對的重要課題。我認爲，除了應避免肯楠所說的兩種極端錯誤外，更應防止爲了「政治正確」，而扭曲了我們實事求是的認知圖像。今天台灣抗疫失策、沒有做好超前部署的工作，問題就出在誤判形勢。政府的決策過程，確有許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而錯誤的政策，常常是因錯誤的判斷而形成的。疫情當前，主政者能不引以爲戒乎？
（作者爲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