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友辰／壞人或病人？監護處分能減少精障者再犯罪？
▲要解決精神病患犯罪，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得透過專業治療，如今把所有受有監護處分的個案收治在同一處所，難有治療及降低再犯的效果。（圖／視覺中國）
2016年3月犯下內湖小燈泡命案的被告王景玉，因精神鑑定罹患「思覺失調症」，高等法院於2018年7月判王景玉無期徒刑，同時宣告他刑後要入相當處所，施以5年的監護處分。
所謂的「監護處分」，是一種刑法上的保安處分，它規定在我國《刑法》第87條，受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欠缺責任能力判處無罪或其辨識能力顯著減低得減刑者，而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在釋放前，刑之執行完畢前或後移至精神醫療機構等適當場所，進行強制性的監護治療，是我國對精神障礙犯罪者所爲的司法處遇方式。
我國監護處分期間最長爲5年，如爲刑後監護，依照規定，無論病情是否穩定或改善，時間一到，即須結束監護並返回社會。近年來，精神障礙者隨機殺人事件頻傳，社會上逾八成民衆認爲應修法改成「終身監禁」。但監護是保安處分並非刑罰，其期限的長短仍應由法官參酌專業鑑定，若精神疾病有特殊情形，需較長的時間治療，法定5年期間無法滿足治療之需求，應考慮修法，規定在必要時可延長3至5年，使其更具有彈性。
值得注意的是，實務上對於監護處分要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之認定，通常由法院參考責任能力之精神鑑定報告爲準。不過，責任能力之有無，僅是作爲判處無罪或有罪減刑之依據，與是否有再犯或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的認定有所不同。基於專業考量，應仿照德國審判制度，對於再犯危險評估的認定，另交由專業鑑定人鑑定，作爲並宣告監護處分之憑據，不宜一鑑兩用，致有偏失。
其次，關於監護處分的執行時段，原則上先執行刑罰。然而爲防止精神症狀在偵審過程中惡化，且爲滿足被告的治療需求，使其未來有完整的刑罰適應能力，筆者認爲可參考美國的「系統化攔截模式」，進行處遇制度的規劃。隨着刑事程序的進展，在各重要階段便與精神衛生體系共同合作，讓精神障礙者可提早接受治療，以免冗長的審判程序及欠缺治療性的羈押，加劇其病情。
此外，學者專家均肯認要解決精神病患的犯罪問題，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得透過專業治療。但研究指出，精神疾病樣態複雜，在監護治療中有暴力傾向、反社會人格特質的精神病患，容易欺負其他患者，甚至挑釁、攻擊醫護人員，形成人身安全的高度威脅。臺灣司法精神醫學會理事、草屯療養院主治醫師黃聿斐認爲，把所有監護處分的個案收治在同一處所，難有治療及降低再犯的效果，她建議應參考德國體制，以跨部會合作的方式，設置高度戒護的「司法精神病院」，以免專業治療和監護保安工作分離，顧此而失彼，致事倍功半。
可惜的是，我國目前並無專責的監護處分執行處所，而是由全國各檢察署自行尋找適合的公私立精神醫療院所簽約，委託其代爲執行，難免發生以上所說的流弊。若果能仿照德國設置具有高度戒護設備及人力的「司法精神病院」，對刑前或刑後精神障礙犯罪者的監護處分制度，依照被監護處分人的病況及再犯危險性，分流至不同執行機構處置，如此監護處分制度可望落實。
爲解決精神病患的犯罪問題，應重視精神障礙犯罪者的司法處遇制度，除了建立更精確的監護處分制度外，其中，輕罪者（如竊盜、詐欺犯等）可藉由緩起訴或緩刑宣告附加完成精神治療之負擔，及時協助其獲得治療；重罪者除處刑外，並依上述區別性的處遇宣告施以監護處分。
當監護處分法定期間屆滿時，若尚未改善而有再發作或犯罪之虞，則由衛生福利部依《精神衛生法》所建構的體系接手，循序執行，分階段施以強制處置鑑定、強制住院治療、社區治療與社區訪視等規定，協助精神障礙犯罪者於結束監護處分返回社會後，繼續追蹤並適時給予治療。同時，再引進德國行爲監督制度，類似於我國的保護管束定期報到制度，形成環環相扣的網絡，達到有效治療及防止再犯的效果，以免有所脫節或斷層而前功盡棄。
國家如能對精神障礙犯罪者多一些關注及付出，透過刑事司法體系與精神衛生體系的整合及相關配套的建置連結，使其能獲得全面性控管及周全的處遇，如此才能促進其適應社會生活，進而有效補強社會安全網且防範於未然，也不致讓他們陷入再犯罪、再戒護治療的惡性輪迴中，讓社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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