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研究》參與形式、制度理解力與社會融入——基於常住大陸臺胞的實證分析(唐樺、唐揚、陳超)

《北京日報》報導,持《外國人永久居留身份證》及《港澳臺居民居住證》人員,可以參加北京市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圖爲在大陸養老的臺灣人。(中新社資料照片)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 兩岸同胞血脈相連,親望親好,中國人要幫中國人。我們對臺灣同胞一視同仁,將繼續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爲臺灣同胞臺灣企業提供同等待遇,讓大家有更多獲得感。」推動融合發展需要兩岸共同參與,這需要我們改變「參訪交流」方式,轉向推動「深度參與」。

那麼,對於常住大陸的臺胞而言,參與對其融入大陸社會有沒有說明?什麼樣的參與方式對其社會融入更有效?其中的作用機制又是什麼?這便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問題

針對上述問題,先行研究一般認爲「參與能夠促進移居者社會融入」,並且參與能夠「賦能」於個體,說明其建構社會網絡、提高效能感。方法而言,多是基於經驗觀察的少案例研究,且研究物件大多限定於某一特定臺胞羣體或某一臺胞聚集地區。此類方法能夠細緻考察微觀的行爲、態度以及事件過程,但着重描述而缺歸納,難以對羣體特點進行準確分析。概括而言,先行研究效度較高,但信度無法保證。對此,本文將運用定量研究方法進一步檢驗參與和社會融入的關係,並藉此提出本文的核心觀點:不同的參與方式對社會融入有分化作用,且會通過「制度理解力」這一仲介變數發揮作用。

爲檢驗上述論點,本文以常住大陸臺胞爲研究對象,通過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相結合的方法收集數據,進而對臺胞社會融入和參與行爲的關係及作用機制進行統計分析。本文的貢獻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方法上對參與和社會融入的關係進行了定量分析;第二,本文對臺胞參與方式進行了類型上的區分,並檢驗了不同方式對社會融入的影響,發現個體形式的參與比抱團式的集體參與更有效;第三,提出「制度理解力」這一仲介變數解釋其中的作用機制;第四,臺胞不同於海外移民,也不同於國內新移民,他們需要經歷的是同一文化圈內的跨制度融入問題,對這一問題研究具有理論現實的重要價值。

(一)參與對社會融入的影響

關於參與對社會融入的影響,先行文獻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參與能夠打破空間的隔絕。有研究指出,移民的羣居造成了與本地社會的空間隔離,但社會參與可以打破這種羣體間在主觀和客觀上的隔閡,促進不同文化價值觀的相互適應,利於移民社會融入。第二,參與能夠提升交流互動的品質。有學者通過在崑山的深度調研,認爲經常參與社會公益慈善活動的臺胞,不僅能夠得到當地人的認可和接納,而且能夠幫助臺胞更加了解當地居民的生活、文化和心理,從而有利於融入當地。第三,研究參與和身分認同的關係。有學者指出,在陸臺胞往來於兩岸的經濟政治生活,這種經歷使他們形成了「雙向認同」和「情境性認同」,爲他們融入兩岸社會提供心理支撐。然而,雖然多數文獻同意參與的正向作用,但對融入的效果則提出質疑。有研究指出臺胞的社會參與實際上是被倒逼的「在地化」,在文化和認同上依然與本地有較大心理距離。同時也有學者提出了「實用主義的過客」概括,即認爲臺胞在當地的參與僅是工具性需要,並不會進一步拓展在認知上的親近感。

綜上,雖然先行文獻探討的維度和深度不同,但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參與能夠促進社會融入。 基於此,本文提出第一組假說:

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在大陸有參與經歷的臺胞比沒有參與經歷的臺胞的社會融入程度高。

(二)參與形式如何影響社會融入

既有研究表明,不同的參與形式所面臨的處境與產生的後果具有很大差異。爲更好的概念操作化,學界比較認可的分類是將公民參與分爲社會參與、政治參與,其中社會參與是指對民間組織的參與。從社會參與與社會融入的關係看,移居者需要通過參與當地相關團體,才能較快建立社會關係網路,獲取和積累社會資本,進而有效地適應和融入當地社會生活。有學者對福建臺商進行了研究,指出參與當地團體越多,其當地融入越好。因爲這類通過業緣、愛好、互聯網等建立的「小團體」,不僅能夠滿足臺商生產生活的需求,更能夠突破臺胞內閉式的關係網路,幫助臺胞深入到當地社會日常生活。相對的,在陸臺灣組織是一種封閉式、同質性的網路,會降低臺胞對當地社會的依賴,不利於其融入當地社會。

從政治參與的角度看,有學者指出,臺胞與政府職能部門打交道通常是兩種方式,一種是集體行動,即通過臺協的仲介作用,向政府提供建議;另一種是個體參與,通過私人關係或網路議政,實現政治參與。首先,臺胞集體形式參與,雖然能夠增強議價能力,但由於兩岸關係敏感性,職能部門在處理涉臺事務非常謹慎,加之臺協的功能發揮有限,導致此種方式效果不理想。

其次,個體形式的參與則比較靈活,臺商會通過私人關係、網路或涉臺會議參與議政,還有臺胞能夠直接參與社區建設,此類方式可以明確利益訴求、提高溝通效率,保障權益維護的針對性。對於在大陸的臺灣同胞而言,涉臺會議是其政治參與的特殊形式,有研究認爲:「參加涉臺會議能夠搭建一個兩岸團體、各界民主協商的平臺,讓臺灣各個界別的人士探討兩岸和平發展,共謀祖國統一大業。「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二組假說:

H2:不同的參與形式對臺胞的社會融入具有分化作用。H2.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參與大陸社會組織越多,社會融入程度越高。H2.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參與在大陸的臺灣組織越多,社會融入程度越低。H2.3: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個體形式的政治參與越多,社會融入程度越高。H2.4: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集體形式的政治參與越多,社會融入程度越低。H2.5: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參加涉臺會議的人,社會融入程度高。

(三)參與形式影響社會融入的機制

從機制上看,參與可能通過「賦權」和「賦能」作用影響社會融入。派特南提出社會參與能夠培養民衆的公共精神和制度規範。也有研究者提出,政治參與是民衆政治社會化重要途徑,可以使民衆從中習得政治知識和提高制度參與技能。換言之,參與能夠提升個體的制度理解能力,參與行爲可以將移民植根於本地制度環境內,在互動中瞭解制度、習得規範,拉近與本地的「制度距離」,規避「外來者劣勢」。最明顯的案例是海外華人組織的華人政治社團,通過聚集效應和母國支持,參與當地競選,提升華人在當地的話語權,從而更好地融入當地。

不可否認,參與形式在不同情境中所發揮的作用不同。由於兩岸制度環境差異,在陸臺胞要面對制度距離和制度學習問題。從社會參與角度看,移民通過加入當地自組織團體(如同好會等),能夠利用社團網路較快獲取當地資訊和熟習規則,從而解決跨制度環境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對比來看,參與本羣體社團,雖短期內能夠起到快速適應移居地生活的作用,但長期看,內閉型的協作網路限制臺胞與本地的互動需求,阻礙臺胞的制度學習過程。從政治參與角度看,集體形式的參與實際上是臺胞委託臺協作爲中間人與政府互動,實際上影響了臺胞參與大陸治理過程管道,導致部分臺胞不理解大陸的制度邏輯,進而拉低臺胞參與意願和心理預期。

個體政治參與能夠使臺胞真正的與制度程序互動,逐漸瞭解制度邏輯、熟習話語和技巧,進而調適自身以融入當地。例如有學者研究指出,臺胞爲社區發展建言獻策,將臺灣的發展經驗介紹給當地居民,在參與中既瞭解了相關政策資訊,同時也獲得社會的尊重。可見,參與形式會產生不同的感覺。因此,本文提出第三組假說:

H3:不同的參與形式對臺胞社會融入的分化作用是通過制度理解力發揮作用。H3.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臺胞參與大陸社會組織越多,其制度理解力越強,進而有利於社會融入。H3.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臺胞參與在大陸的臺灣組織越多,其制度理解力越低,進而不利於社會融入。H3.3: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臺胞採取個體形式的政治參與越多,其制度理解力越強,進而有利於其社會融入。H3.4: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臺胞採取集體形式的政治參與越多,其制度理解力越低,進而不利於其社會融入。H3.5: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參加涉臺會議的臺胞,其制度理解力越強,其社會融入程度越高。

實證結果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分別考察參與經歷、參與形式和臺胞社會融入的關係及作用機制。統計結果表明,參與經歷對臺胞的總體社會融入、社區融入維度、心理融入維度呈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即參與越多,社會融入程度越好。同時,參與形式方面,臺胞參加大陸社會組織以及個體形式的政治參與有助於其社會融入,而其他形式的參與則相關性不顯著。機制檢驗部分,制度理解力對參與形式和社會融入有仲介效應。上述結果表明,H1、H2.1、H2.3、H3.1、H3.3得到了驗證。下文將結合訪談記錄對統計結果進行詳細的分析解讀。

(一)參與經歷影響社會融入

從迴歸結果看,參與經歷與社會融入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係,即有參與經歷的臺胞其社會融入的程度更高。從各維度看,參與經歷對臺胞的社區融入和心理融入具有統計顯著性,並且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對於經濟融入和生活融入的影響不顯著,不同的是參與經歷對生活融入是負向影響。這一結論在訪談中也獲得了驗證。多數受訪者都表示早期對社區瞭解不多、有距離感,但隨着與鄰里交往越來越密切,大家都互相關心。「現在的目標不僅是把社區做的好,而且要做的比臺灣做的好。我參與很驕傲也很高興,我們社區辦活動都是一家人,根本看不出來是臺灣人還是大陸人。「由此可見,假說 H1得以被證實

控制變數方面,性別、族羣、教育程度和收入對臺胞的社會融入都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年齡對總體社會融入以及各維度的融入具有顯著的消極影響,年齡越高,對醫療的需求就越大,但由於兩岸醫療保障制度的差異,便增加了臺胞就醫的難度。同未婚人士相比,已婚人士在總體融入和心理融入維度較好。 從臺灣原住地來看,與居住地在臺灣北部相比,居住在東部或離島的臺胞在陸社會融入程度更高,原因是,臺灣東部和離島本身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水準較低,而近些年大陸經濟和生活品質迅猛發展,極大地滿足了這部分臺胞的物質文化需求。同時,在大陸有房的臺胞其融入程度比無房的臺胞要好。從政治傾向上看,同泛藍傾向的相比,中立或無傾向立場的臺胞在總融入和社區融入的程度要更低。在大陸居住時長與總體社會融入以及四個二級維度均呈現顯著正相關,由此可見,臺胞融入大陸社會是一個逐漸適應的漫長過程。

(二)參與形式如何影響社會融入

從迴歸結果看,不同的參與形式對臺胞在陸的社會融入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差異,且制度理解力是參與形式和社會融入的仲介變數。社會參與維度下有兩個指標。一方面臺胞參與大陸社會組織與其總體社會融入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關係,這個現象與訪談中所獲資訊是契合的。臺胞會加入同好會之類的社會自組織,各個領域人都可以加入,形成了一個互利互補的社會關係網路,依託網路臺胞可以迅速掌握大陸的制度規則和生存法則。

「球隊、同好會裡面就有很多陸資企業、外資企業的老闆、負責人什麼的,他們一般都挺有關係和能量的,所以有什麼需要的時候會找球隊裡面的朋友幫忙聯繫一下,一般都能得到解決。」另一方面,臺胞參加在陸臺灣組織對其總體社會融入的影響並不顯著。在大陸最主要的臺灣組織是臺協,臺協是連接臺胞與地方政府的橋樑。但現實中,臺胞對於臺協的信任度是不同的。在訪談中有人提到,在改革開放初期,臺協發揮了極爲重要的交流平臺的作用,受到大家的認可。

但近年來,隨着大陸企業崛起,臺企地位下降,臺協逐漸成爲了大臺企的溝通平臺,小企業沒有話語權。此外臺協的加入機制也會影響,「臺協是有會員制,是需要繳費的。大部分臺幹不會直接找臺協,都是透過企業去找臺協。 「可見,假說H2.1得以證實,而H2.2沒有被證實。

從政治參與的角度看,首先,個體形式的參與對臺胞總體社會融入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性。個體形式的參與使臺胞可以真切的感受並瞭解大陸的相關制度程序。訪談中有臺胞通過信訪解決了自己的問題,並且對政府的公平性給予高評價,提高了心理認同感。其次,集體形式的政治參與對臺胞社會融入的影響並不顯著,且呈現出負向關係,即臺胞通過組織或聯結他人一起向政府提意見的頻率越高,其社會融入程度越低。原因有二:一是臺商組織的政策影響力變小,如「現在政府對臺籍人員的照顧不如以前了,我們(婦慈會)能溝通就儘量去溝通,但一般也沒什麼用」;二是多數事務公司會幫助處理,降低了臺胞融入當地的需求。如某臺幹所言:「公司都會幫我們處理好,現在公司連臺胞證申請、簽證發放都會幫我們弄,所以不需要我自己去溝通協商」。

最後,參與涉臺會議和臺胞社會融入沒有統計上的相關性。有訪談者認爲,涉臺會議並不能助益其生活,且會議的議題過於抽象和政治化。由此可見,假說H2.3得以證實,而假說H2.4、H2.5無法證明。

模型3可以看出,制度理解力對臺胞總體社會融入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表示臺胞對大陸制度的理解程度對其融入大陸社會發揮着極爲重要的作用。比較模型2和模型3會發現,參與大陸社會組織和個體形式政治參與這兩個變數對總體社會融入的影響變得不顯著了,相關係數也降低了。由此可見,制度理解力可能是參與形式和社會融入的仲介變數。

(三)仲介效應檢驗:參與形式與制度理解力

在控制變數上,性別、年齡、族羣、婚姻、教育程度、收入、有無房產、親友關係、政治傾向等對臺胞的制度理解力程度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意義,只有在大陸居住時長對臺胞制度理解程度具有顯著正向作用。由此可見,在大陸時間越長,對當地制度環境的依賴和嵌入越深,因此越能夠理解大陸體制的運行邏輯。

在參與形式和制度理解力上,參加大陸社會組織對制度理解力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個體形式政治參與對制度理解力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結合前文分析,參加大陸社會組織可以顯著地促進社會融入,但加入制度理解力後,其顯著性消失了,因此可以說制度理解力是參與大陸社會組織和社會融入的完全仲介變數,即假說H3.1得以驗證。

但是,制度理解力是不是個體形式的政治參與與社會融入的部分仲介變數?按照仲介效應檢測思路,本文對此進行了Sobel和 Goodman仲介檢驗。如表5所示,制度理解力在個體形式政治參與和社會融入的仲介效應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不論是Sobel檢驗,還是GoodmanI、II檢驗,均在0.001水準下得以顯著,其仲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爲21.75%,因此假說H3.3證實。由於參與在陸臺灣組織、集體形式政治參與、參加涉臺會議這三個變數在模型2中對因變數不顯著,即證明制度理解力不爲仲介變數。綜上,假說H3.1、H3.3得以驗證,而假說H3.2、H3.4、H3.5無法證實。

結論與啓示:如何參與和怎樣融入

關於參與和社會融入的關係,先行研究從多個角度進行了探討,總體上有三個特點:第一,方法上更多是運用質性研究方法;第二,多數觀點認爲參與能夠促進社會融入;第三,在機制探討中提出了效能感、情感性資源以及工具性社交資源等。

本文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創新,並得出結論:首先,方法上以問卷調查獲得主要數據資料並進行統計分析,輔之以深度訪談佐證假說的內在邏輯;其次,觀點上,本文認爲有參與經歷的臺胞的社會融入程度要好,參與大陸社會組織和個體形式的政治參與,這兩種參與方式能夠顯著地促進臺胞在大陸的社會融入;而加入在陸臺灣組織和集體方式的參與都不顯著,可見抱團式的參與並不利於社會融入。

最後,在機制檢驗部分,本文提出制度理解力變數,認爲上述兩種方式能夠幫助臺胞加深對大陸制度邏輯的理解,利於他們調整自身的思維和行爲,從而更好地融入大陸社會。

透過結論,本研究能夠從理論和現實兩個層面得到啓示。在理論層面,首先,從公民參與的理論視角看,先行文獻認爲參與效度主要體現於參與行爲對公共決策的影響,並提出了「決策品質」和「決策可接受度」兩個核心變數。而本研究認爲衡量參與效度還應考量參與經歷對行爲者本身的影響,尤其對於移居者而言,參與能夠提升其心理效能和制度融入。

其次,從參與對移民社會融入的作用機制角度看,既有研究認爲參與能夠說明移民建構社會網路,實現外部賦能,而本文提出制度理解力爲仲介變數,因爲對於移民而言,生活已然內嵌於當地社會架構之中,通過參與能夠說明其熟習當地制度邏輯和社會規則,實現「心理賦能」,從而更好地適應並融入。

在現實層面,對於地方政府而言,需要繼續在政策廣度和行政程序方面進行優化,保障臺胞社會參與和政治參與的可操作性。對於本地居民而言,主動邀請臺胞參與社區活動,通過參與實現相互的瞭解與理解,進而打消因爲誤解導致的偏見。對於臺胞而言,首先應打破心理隔閡和同質圈子壁壘,更多地嘗試加入大陸的社會組織;其次,在參與中更多的瞭解大陸制度環境和社會行爲邏輯;最後通過制度學習來調適自身思維和行爲,從而更好地適應和融入當地。

本文也存在侷限性。第一,關於樣本選擇偏誤可能造成內生性問題,雖然比較理想的做法是使用傾向值匹配,但本研究的預測變數是連續性變數,而非二分類變數,故不適合傾向值匹配模型。第二,反向因果問題,受臺胞分佈特點和資料收集難度所限,本研究只能通過非概率抽樣的方法收集數據,因而只是截面數據,難以實現數據追蹤。第三,受限於涉臺問題的敏感性,如政治傾向變數會出現較多缺失值,影響了本研究的有效樣本量。因此,在未來研究中,應當進一步完善問卷的問題設計,擴大問卷發放範圍,確保研究結論的可靠性。

(作者唐樺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成員,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臺灣研究院副教授;唐揚爲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博士生;陳超爲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原刊載於上海臺灣研究所主辦的《臺海研究》雜誌2021年第2期,經上海臺研所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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