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看大陸》從獨立紀錄片看庶民歷史（下）
年輕人對過去的歷史瞭解有多少？能夠想像自己的家鄉過去長什麼樣子嗎？這個問題是在「民間記憶計劃」返村行動的發想中，鄒雪平決定帶着攝影機回村子採訪老人的起點。
那時她剛從中國美術學院新媒體系畢業不久，帶着DV和腳架以低處的視角在村裡四處移動，採訪老人們講述「三年飢餓」的經歷，也貼近鄉村單調、重複，甚至有些苦悶的日常。鄒雪平從《飢餓的村子》拍到《吃飽的村子》、《孩子的村子》、《垃圾的村子》及《傻子的村子》，因爲每年都回去拍村子，與村裡老人們的關係也愈來愈緊密，從前可能只是見面叫聲奶奶、爺爺，不知道他們的姓名，到後來老人會惦記着她，盼望她什麼時候回來。
你們都不記住過去
鄒家村位於大陸山東省濱州市陽信縣，這五部通過一系列自發性組織的行動──採訪老人們捱餓的故事、舉辦放映會、召集孩子募款，以設立紀念鄒家村餓死者的墓碑，到後來還成立了村子的垃圾站、利用空屋設立圖書館，與日常串連起來，讓影像紀錄不只是觀察或調查，而更具突破現實的能量。
在鄒家村所揭露更大的無奈，應該是一種持續衰落的哀愁，身體的病痛、青年的離鄉、留守兒童、欠缺資源投入建設，對比之下，「返鄉挖掘記憶」的行動在鄒雪平父母眼中，似乎顯得浪費，不耐煩問了她幾次做這些有什麼用呢？「記住以前的過去啊，現在你們都不記住過去。」鄒雪平認真回道。
不過從老人回望的記憶，並不會只讓導演保管。在《孩子的村子》中有趣的是，不按既有鏡位規則走，觀衆很難確定現在說話的人是誰。鄒雪平展現出對一羣才十多歲的孩子的信任，讓歷史的詮釋權擴散到孩子們的手中，由他們直接掌鏡，學習如何訪問老人，統計餓死者的名單，也逐步累積了參與紀念過去的成就感。對鄒雪平來說，比調查資料更重要的是帶着孩子一起行動。
透過鄒家村系列五部曲保留的荒蕪，可見家鄉還在，即便家鄉以外的環境已經有了劇烈的變化，家鄉仍然是家鄉。
見證倖存者的記憶
鄒雪平作爲紀錄者，有別於一般做口述訪談的意義，她將自己納入一個村子的生命史之中，藉着經驗的訴說、談論與再創造，並搭建連結跨越不同世代的觀點的橋樑，進而積極地提出另一種觀看家鄉的視角──這種視角是豐富、實驗性且具活力的，看似行動的大量重複，其實是在每次不太一樣的拜訪目的，從而推動了故事的發展。
鄒家村便不再只是被幹淨、進步的文明遺忘的地方，在這種觀看家鄉的視角，它既是與自己家鄉的對話，也是與自我的對話，甚至經由影像的技術，難得地將生者與死者重新聯繫起來。
於是，年年回家鄉拍紀錄片的導演，既拍出了視野的深度，也拍出了新意，帶領觀衆認識鄒家村的老人、孩子們，從對一個村子的完全陌生，到逐漸熟悉的過程。讓我回頭看自身原以爲熟悉的生活，忽然又不那麼理所當然了，鄒雪平彷彿也是在向觀衆回擲一個問題──我們對自己的家鄉有多少了解？
今年恰好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發生的五十週年，「民間記憶計劃」或許能趕上討論的風潮，讓關注這段過往的人透過進到戲院看紀錄片，一起見證倖存者的記憶。
於是我也因此有興趣翻閱相關書籍，像是季羨林的《牛棚雜憶》，他生前是北京大學專供語言學的著名教授，《牛棚雜憶》的「牛棚」是指被紅衛兵關押的地方，棚屋弱不禁風、地面陰冷潮溼，牀鋪則是茅草做的，季羨林將自己作爲囚徒的真實感受與悲慘遭遇披露出來，這些被放大的衝突場面及苟活的心境，有機會讓幾十年後的讀者窺視倖存者的痛苦。
然而我恐怕難以去揣想，書寫這些回憶，或是像獨立導演處理家鄉過往的傷痕記憶時，是不是自己也有難熬過去的坎，一面要承擔改寫的風險，一面也必須時刻謹慎處理伴隨回憶勾起的恐懼與不安全感。我是如此不知好歹地鍵入關鍵字，查詢這些如今多半被拿來超譯或嘲弄的歷史，面對這些我未曾在過去好好認識到的中國大陸，我也曾經是惶恐地擔憂找不到一種親近的方式。
如同季羨林在序言裡感慨文化大革命「逐漸消失了，彷彿一切發生得那麼自然」，可是這本書不僅將成爲學術圈的歷史檔案，也是講述給年輕一輩的材料，而我像是誤闖他者惡夢般的回憶，戰戰兢兢地同時回望臺灣同樣受過政治壓迫的人們，或許稍稍能夠有多一份同理心。（全文完）
（Elisa／臺灣大學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