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城樓懸掛大紅燈籠習慣始於何時?
準備使用前，兩名工人壓開燈籠。本報記者賀勇攝。
天安門城樓。選自人民視覺
篆刻：陳則周
傳統燈籠 最重“整形”
記者來到參與制作天安門城樓大紅燈籠的企業——位於東城區龍潭街道安化南里的北京市美術紅燈廠，幾名工人正在忙碌着。
北京市美術紅燈廠的前身是文盛齋。在老北京的燈籠鋪中，文盛齋尤其著名，據記載可上溯到清嘉慶十一年，手工藝則傳承自明朝末年。1956年文盛齋經過改制，與其他廠合併成立北京市美術紅燈廠。
1981年入廠的郭燕青介紹，傳統工藝製作燈籠需要十幾道工序。先將毛竹劈成板，破成竹條；將木材旋成外圓內空、薄厚一致的上下燈盤；把竹條兩端用鐵絲穿好，嵌入燈盤凹槽並固定；燈簧貫穿上下兩個燈盤，燈簧有用粗鐵絲窩成的，也有用鐵管打眼製成的，這樣就製成了燈籠的骨架。然後整理好骨架周正的圓形，用小線固定，防其走樣。隨後在骨架上糊膠，將紅色布料仔細貼在上面，最後用金紙剪成的如意雲朵、萬字不到頭裝飾，一個燈籠製作過程纔算大功告成。
燈籠製作不僅程序複雜，每個環節都有不少講究。竹子要選用竹齡在3年以上的成年毛竹，先用水浸泡，以增加它的韌性。然後，完全靠人的雙手將竹條圍出需要的形狀。無論大燈籠還是小燈籠，這個“整形”都是關鍵程序。
郭師傅介紹，每個燈籠所需材料需要從一開始做好計算，而燈籠圓度取決於燈籠竹條個數，竹條越多，燈籠圓度越接近完美的“蘋果圓”。一般直徑2米的燈籠需要40根左右竹條，直徑3.5米的燈籠需要48根左右竹條。竹條個數確定後，燈籠圓度的完美程度就取決於整形師傅靈巧的雙手。
整形是工序中的“高精尖”技術，整形師傅通常是從事燈籠製造多年的老師傅。目前在美術紅燈廠只有王仲偉師傅一人能擔當此任。
新型燈籠 使用方便
1994年9月，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5週年，天安門城樓修飾一新，城樓上8個巨型舊燈籠光榮退役，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鋼結構摺疊式新型燈籠，具有便於運輸、吊掛、收存三大優點。
原來，竹製燈架結實程度相對較差，而且不具備防火功能。爲此，有關部門決定將天安門城樓大紅燈籠的骨架改由鋼構架，將上、下兩個燈盤和燈條，全部改爲金屬結構。這樣，燈籠就更加結實了，不用頻繁更換，只需過段時間更換燈面和燈穗即可。改爲鋼結構後，城樓的大紅燈籠具備了很好的防火功能。不過，這樣一來，紅燈籠的重量比以前更重了，已經超過200斤，需要五六個小夥子一起用力才能擡起。
燈面也與以前傳統的紅燈籠不同，採用的是一種特製的像雨衣一樣的防雨綢，但燈穗和燈籠兩端用金紙粘成的圖案保留了傳統的手工技藝。
與天安門城樓上的大紅燈籠一樣，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燈籠製作工藝也在與時俱進。記者在北京市延慶區香營鄉東白廟村看到，當地生產的燈籠採用較先進的材料工藝技術，將傳統燈籠的各部分零件在結構和材料上加以改進，省去不必要的工序，節約成本，減少工時，樣式新穎多樣。如燈盤採用鏤空的金屬材質，大小統一，輕便實用。竹條已全部由鐵絲代替。燈簧支高點設計的機關巧用摺疊傘的傘杆撐子，使支收更方便。
另外，在工序的改進上，燈面由六塊左右橄欖形的布縫成布套，鐵絲在內部一撐，圓形的燈籠便快速成型了，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
無論是傳統工藝，還是現代技術，大紅燈籠作爲一種傳統文化的一個符號，依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紅色象徵着幸福、光明、活力。燈籠上下部分多飾金紙剪制的如意圈紋，底端綴金色絲線流蘇，點亮時通體透紅，顯得喜氣洋洋、溫意融融，象徵着闔家團圓、事業興旺，紅紅火火。燈籠既是逢年過節時必不可少的裝飾品，也象徵着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
大紅燈籠
製作流程
1製作燈盤，木材旋成外圓內空、薄厚一致的上下燈盤
2 整形調試，直徑3.5米的燈籠需要約48根竹條。將竹條插入上下燈盤後，燈簧貫穿燈盤。燈籠“整形”師傅逐根調試，將燈籠圍成所需形狀，並用小線固定
3 糊膠，將紅色布料貼在骨架上
4 用金紙剪成的如意雲朵、萬字不到頭裝飾燈籠
5 懸掛流蘇
城樓懸掛燈籠 源自“張燈結綵”
8個大紅燈籠高懸於天安門城樓上，始於開國大典。
這一創意的設計者和燈籠的製作者過去有不同的說法。據軍旅作家、天安門紀念品收藏研究專家閆樹軍介紹，1949年9月2日，周恩來用毛筆簽署了“閱兵地點以天安門爲好”的批示，擔任大會現場佈置的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張致祥接到批示後，將天安門的設計工作分配給了軍區政治部文工團舞美隊。舞美隊隊長蘇凡受領任務後，要求在當時華北軍區部隊中挑選一流乾將，用最短的時間設計出最好的佈置方案。最終，兩名國際友人脫穎而出，經過仔細考慮決定在天安門城樓的10根紅廊柱中間懸掛8盞紅色燈籠。
對此說法也有不同意見。《黨史文匯》曾專門刊文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認爲開國大典上天安門城樓的大紅燈籠是由張仃和鍾靈二人於1949年9月在中南海的三間平房“待月軒”裡設計的。被譽爲“中國開國首席形象設計師”的張仃當時專門負責中南海懷仁堂、勤政殿的改造，以及全國政協會議美術設計，包括國徽、政協會徽、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郵票和第一套開國大典紀念郵票的設計等。鍾靈當時是中南海政務院總務辦公室主任、政協籌備委員會佈置科科長，負責對外聯絡和向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請示彙報，同時也參與一些設計工作。
天安門管委會一位工作人員認爲，之所以會出現不同的說法，一是因爲當時的籌備工作千頭萬緒，許多細節並沒有留下清晰記載；另一方面，從最初的創意到最後製作完工，絕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所以也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不管設計者是誰，在城樓的巨柱間掛上大紅燈籠的方案，受到中央領導的認可，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巧妙借用“張燈結綵”這一文化典故進行氛圍設計，其獨特的形與色在渲染慶典氛圍的同時，更傳達了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理念。
當時，由於燈籠太大，工期又短，沒有人敢承擔這項工作。閆樹軍介紹，最後，蘇凡找到了一位住在西城區豐盛衚衕70多歲的扎燈老藝人，他和兩個弟弟來到了天安門城樓手工製作燈籠。整整三天三夜，他們全都吃住在城樓上。“十一”前一天，8盞有史以來最大的燈籠紮成了，每個高2.23米，直徑2.56米。張致祥調來一隊解放軍戰士，忙活了好一陣子，才把這幾個燈籠掛到10根廊柱之間。最終，開國大典上，8個大紅燈籠飄着陽光般的流蘇，和節日的天安門融爲一體，讓古老的城樓青春煥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