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資深教授:帶博士生每年超5人 就是走過場

中國民事訴訟法界泰斗常怡教授揭秘西政60年輝煌成績原因

西部網訊  西政的輝煌是如何鑄就的?西政現象能否複製?高校該不該把開辦法律專業作爲吸收生源的招牌?華西都市報記者採訪了中國民事訴訟法界泰斗級人物,新中國民事訴訟法奠基人常怡教授。

常怡教授今年已有80高齡,但他依舊精神矍鑠。因爲聽力不好,常怡教授戴着耳機跟記者交流

關於輝煌西政學生出了很多高官

華西都市報:1978年考入西政的學生已經佔據了中國法律界半壁江山,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常怡:文革期間,西政的老師大都沒有離開學校。文革結束之後,學校具備了復課的條件,比其他政法院校恢復招生早一兩年,這在時間上具有優勢。

文革之後,國家急需100多萬政法人員,受過專業法律教育的學生就成爲“香餑餑”,特別是1982年,剛剛畢業的第一屆本科學生搶手得很。

湖南省省委書記周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朱孝清等等……都是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學的。

主觀上來看,經歷了10年文革之後,很多學生渴望知識的心願十分強烈,教師傳授知識的心願同樣強烈。

關於教學課堂上兩老師同時教學

華西都市報:爲什麼西政有些課堂上有兩名教師同時教學?這對教學有什麼積極意義?

常怡:西政的校訓裡有“辯論文化”這個說法,這是學習法律必須具備的文化,兩個老師同時教學,可能出現不同的觀點,兩種觀點的碰撞能夠給學生帶來靈感。

這種辯論的傳統延續了幾十年,已經成爲一種西政文化。

關於成績西政光輝還在繼續

華西都市報:有人把西政比喻爲“沒落的貴族”,已不再光輝,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常怡:應該說西政的光輝依舊。78級學生的輝煌與當時的歷史原因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當時的社會背景,我想也成就不了現在這麼多的高官要員

不應該以1978級學生爲歷史樣本,輝煌是不能複製的,現在不能用有多少人當了大官來衡量學校的光輝。而應該看到西政爲國家培養了多少懂法律的人,按照法律要求辦事的人。

1979年西政才建立了5個碩士點,現在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學校今年招收的本科生就有接近5000人,而且現在的教學條件比文革後剛剛恢復招生那會兒要好得多,因此,西政沒有沒落,西政的光輝還在繼續。

關於專業帶博士每年超5個是走過場

華西都市報:目前全國有550多所高校開辦了法學專業,您如何看待法律專業“大衆化”這個問題?

常怡:西政是一張名牌,正在遭到很多嚴重地複製。有些學校招募幾名法律專業畢業的老師就開始組建法學系法學院。有的學校基礎差,師資力量薄弱,教學環境也不好,這是對學生不負責任的行爲。

華西都市報:前段時間有報道說,有個博導一次性招牌了40多名博士生。您認可“批量生產”博士生嗎?

常怡:教學生不應該跟醫生號脈一樣,10分鐘就能夠診斷一個病人。有些大學教授告訴學生:我有事會給你打電話,不給你打電話就不要來找我。這種教學態度對學生極度不負責任。

我的學生隨時可以找我,我每個星期至少會跟學生見一兩面,我也要隨時掌握學生的情況。根據我的經驗,每年帶3個博士生就足夠了,最多不能超過5個人,否則就成了走過場。(華西都市報記者李寰重慶攝影報道)

附:常怡簡介

我國著名民事訴訟法學家,新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的奠基人。西南政法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理事四川省學位委員會委員。1960年在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獲法學副博士學位,1992年獲政府特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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