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韻味的大衆歷史讀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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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志在現實的洞見

正是承接傳統的白話表述和大衆本位的草根立場,使柏楊的白話《通鑑》成爲現代營養豐富的通俗讀物,讀者從中可以時不時地看到扣人心絃、振聾發聵的洞見。這種洞見,不是嚴密的學術推理,也不是死板的史料考證,而是穿透古今的慧眼聚焦。尤其是他演繹「臣光曰」的方式,以「柏楊曰」走上史學的散打擂臺,還拿來影響頗大的《讀通鑑論》以及其他史書名家的評論加以比照,使自己的觀點和思想更爲鮮明。正宗學術文獻中很少能夠像柏楊如此表述。這種三言兩語的思想火花,不管不顧的直抒胸臆,更顯其言辭的珍貴,也更能給大衆以啓迪,學界亦可從中得到學術之餘的警示。

例如,當今有不少人致力於儒學復興,尤其以新儒家爲代表。但是,社會上的某些做法,如提倡漢服、恢復叩拜儀式等等,是否爲復興儒學的正道就大有可疑。柏楊以葬禮爲例,一句話就點明瞭儒家禮儀的問題所在:「葬禮,是儒家學派最重要的一項儀式,它的繁雜跟精密,可跟最新的太空科技相比。僅喪服一項,就花樣百出,專家學者研究三年也未必弄清楚。」關於歷史上的儒法關係和外儒內法的統治策略,學界論爭極爲繁複。柏楊則把外儒內法比喻爲「鳥必須有兩個翅膀」,直陳這是「不應引起爭論的事,而竟引起爭論,真是最大的一種荒唐公案」;其因在於「每一個翅膀都自命不凡的認爲另一個翅膀是邪惡的,有了它不但不能飛,反而會活活跌死。沒有它不但能飛,而且飛得更高更漂亮」。

對於漢代高官下獄後自殺的「將相不侮」策略,柏楊跳出保持人格尊嚴的傳統解釋窠臼,直指其「目的不在保持人格的尊嚴,而在保護皇帝的安全」。即便是史家津津樂道的文景之治,柏楊也毫不客氣地說道:「中國人即令生在太平盛世,也是萬把鋼刀,懸在頭頂。」關於五德始終,柏楊跳出哲理論證和繁複考辨,直言不諱:「水德土德,五行運轉,本是鬼話。問題是,鬼話只要有人相信,就是人話。該相信的人如果手中掌握權柄,就更進一步成了神話,搞得熱鬧非凡。」關於龍的傳人這種圖騰式表述,他也一語道破:「龍這玩意,跟外太空人一樣,都是想像之物,誰都沒有見過。」

歸根到底,柏楊通過歷史解讀彰顯民權:「限制人民自由,是中國傳統政治中最陰暗的一面。這陰暗面一直未被髮掘,以致人們相信古人自由自在,過的是伊甸園生活,甚至有人聲稱中國人自由太多。」種種洞見,啓發頗多。

白話《通鑑》的人物評價,尤其出彩。例如,柏楊以民間常識認定晁錯不是一個政治家的材料。他說:晁錯儘管被人稱爲智囊,卻「心胸太窄,器宇太小,權力剛觸到指尖,便急吼吼公報私仇,要把對方滿門抄斬」。他的根據不是理論分析,而是生存經驗。「政治家必須有三分渾沌,才能把反對力量減少到最低限度」。以民間話語把這種觀點進一步展開,就是他對晁錯與袁盎衝突的解釋:「去年張三先生瞪了我一眼,前年李四先生踢了我一腳,一一記帳,對方爲了自保,不得不奮起反擊。反擊失敗,不會有再大的損失,反擊成功,晁錯先生就是一個榜樣。他如果不向袁盎先生下手,袁盎先生何至狗急跳牆。政治家固然不能沒有敵人,但絕不去故意製造敵人。」這種評論,不但超越了學術爭辯,而且完全跳出古代思維侷限,以明白如話的常識講述現實政治的真諦。

由此進一步,柏楊對傳統的認知,處處表現出對專制體制的批判。一有機會就抨擊傳統君主和當權人物「化友爲敵、化忠爲叛」。他以范雎爲例說明魏國對人才的扼殺:「魏王國政府中每人都能言善道,要計劃有計劃,要方案有方案,要愛國情操,如魏齊、須賈之輩,更比驢毛都多,哪個不是人才?至於公孫鞅不過一個想升官想瘋了的小職員,張儀不過一個不切實際的貧寒書生,范雎不過一個油腔滑舌、大言不慚、裡通外國的賣國賊。他們既沒有參加某一派,又沒有被接納爲某一幫,能逃一死,已是皇恩浩蕩。在鯊魚的血口之下,人才不是被吞噬,便是變成敵人,強烈反彈。政權盛衰和國家興亡,軌跡十分明顯。」在論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柏楊直言:「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莫過於思想統一,蓋思想統一會使思想僵化、智慧衰退、思考能力消失、頭腦簡單而性情兇暴。我們不能想像,如果不發生這次浩劫,中國會發展成什麼模樣。但一想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不僅怦然心動,充滿嚮往。」柏楊用這種表述,揭示傳統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高壓政治的種種罪惡,在大衆層面普及現代政治的基本常識,從而使讀史變成對現實的思考,把古籍閱讀引入現實生活。

四、老少咸宜的速食

面對大衆的讀物,最受歡迎的,不是學理上的深邃,也不是考證上的精到,而是與民衆的密切程度。這就要求內容豐富且論述有趣,文字清醒且富有啓發。尤其是隨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衆讀者要走出《故事會》形態。猶如飲料,民衆需要的是好喝、解渴、有益、無害,而不需要對營養成分進行生物化學的分析研究。柏楊的白話《通鑑》,在這一方面下了功夫。他所提供的是即食即用的文化速食,而不是山珍海味的高端消費。速食不一定就沒有營養,料足質好、加工精當的大衆菜餚,有可能比名不副實的燕窩魚翅更養人。

讀傳統史書有三個難點:官制、地理、年號。年號與官制問題,柏楊在翻譯過程中已經解決了,剩下的就是地理。爲此,柏楊在書中繪製了大量地圖,讀者一眼就可看出當時的大局趨勢。這雖然是小事一件,但可看出柏楊爲小民寫作的苦心。

作爲文化速食,柏楊的文字通俗易懂。許多人在無意識中往往把雅與俗對立起來,實際上,雅與俗本是文化的一物兩面,互爲補充。《詩經》如果沒有國風,何來大雅?還雅入俗,本來就是大衆讀物的使命。另外,高雅不等於高品質,低俗不等於低水準。當下的出版物中,有不少貌似高雅的書籍,在華麗的學術外衣下掩飾內容的貧乏,甚至名爲高雅實爲酸腐,這就需要讀者明鑑。反過來,草根的俗語村言,卻往往有鞭辟入裡的真知灼見。這一方面,白話《通鑑》是十分出色的。更重要的是,柏楊在俗言口語中,保存了雅文的氣質,提煉出史料的內在營養,使其更富有教益。他的文字,既具有民間話本的外觀,又具有看穿古今的深度。或寥寥數語,或滔滔不絕,思想火花散佈於行文之中。試舉數例:

在儒家的評價上,儘管柏楊嘲諷儒家,但他並不貶低孔子,而是抨擊那些與權勢合流的儒生。在某些方面,他表現出對儒家思想的下意識肯定。例如,在漢武帝時酷吏張湯和大儒汲黯的爭論中,柏楊就站在汲黯一邊。並得出結論:「司法獨立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法官的品質,司法審判固然要獨立於政治干預之外,而法官的品質--他的嚴正和操守,更必須保持高貴。否則,即令司法獨立,司法仍將黑暗。」

對於儒道釋三種文化的負面作用,柏楊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點部分,就在三種教派影響下,逐漸地一點一滴鑄成:儒家培養出中國人的封建和崇古意識,道家培養出中國人的消極無爲,佛家培養出中國人逆來順受的卑屈心理。」劍走偏鋒而一針見血。

說到東漢劉秀,柏楊大加讚揚。「劉秀先生是中國歷史上少數不誅殺他親密戰友的元首之一。並不是他閣下,跟他閣下親密的戰友,道德學問都達頂峰,而是劉秀先生處理得當:他不賦給他們實質權力,無論是軍權或政權。」進而發揮道:「政治是一種藝術,政治行爲是一種藝術創作,劉秀先生有最高造詣--唯一和他媲美的只有宋王朝一任帝趙匡胤先生。」

談到兩漢之際人戶急劇減少,他畫龍點睛說出一句話:「哀哀冤魂,只因出了一羣內戰英雄。」在說到「強項令」董宣時,柏楊感嘆道:「如果不是董宣先生的道德勇氣,那個被豪門家奴白晝殺死的冤魂,還不是白白喪生。如果不是劉秀先生最後醒悟,頂天立地的法官董宣先生,豈不白白死於亂棍之下。在這個流傳千年的『強項令』佳話之中,步步埋伏殺機。一個環節瓦解,便是悲劇。」「人治之必然失敗的原因在此,蓋董宣先生之流的官員,不可多見,劉秀先生之流的首領,更不可多見。而劉黃女士這種不識大體的婆娘,以及狗仗人勢的家奴人物,卻比驢毛都多。」

談到吳漢殺降,柏楊將吳漢說成「站對了邊」的土匪頭目,稱:「歌頌不應該歌頌的人,將敗壞一個民族的品質。」

評論馬援被誣陷而死,引用了范曄、王夫之、王先謙諸人觀點,濃墨重筆,寫得更爲精彩。由於文字過長,這裡不再引用,讀者自可讀出其中的亮點。

總體來看,柏楊的白話《通鑑》,來自其野生而非豢養的自我覺醒,是茂盛生長的野草,而非園丁修剪的園林;是能解民衆飢渴的路邊攤點,而非皇家酒店的預定包廂;是由雅入俗的大衆歌謠,而非由俗入雅的美聲唱法;是把古籍引入現實生活的文化參照,而非把今人導向古代的帝王夢想。是否如此,一讀便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