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訓的洪流是怎樣匯聚而成的

一段時間以來，各級部門出臺了系列嚴格規範校外培訓的治理政策和行動，較好地遏制了佔坑班、超時超難培訓、培訓機構攜款跑路等難題。然而，由於相當數量的中小學生依然在參加校外培訓，切實減輕學生學習負擔、減輕家庭經濟負擔的治理目標並未完全實現。校外培訓不規範、擠佔大量課餘時間，其重要原因在於未能充分實現家、校、社協同，特別是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協同。

校外培訓屢禁不止，部分原因在於學校教育主陣地未能發揮好作用。資深教育家顧明遠先生甚至驚呼：“培訓機構正在代替學校”“不能任由培訓機構‘綁架’學校。”學校教育作爲教育主陣地，特別是知識教育主陣地功能有所弱化，從知識學習的時間、難度和環境營造上，向家庭教育和家長轉嫁了太多壓力。

一方面，學校教育的時間安排與家庭教育存在錯位。下午3點半放學的政策設計，其初衷是讓學生們獲得充分的體育活動、自主學習和遊戲的時間，而如果在職父母下午5點半下班，父母要接到孩子進行家庭教育，至少存在兩個小時的時間空檔。不少家庭爲此不得不用“校外培訓”來彌補。

另一方面，學校教育教學的難度和強度不適應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要求，特別是對學生的能力考察要求。隨着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推進，傳統考試對學生知識記憶、重複和再現的考察，逐步被理解、記憶和綜合運用能力所取代，而這顯然需要學生花更多時間和精力，掌握更有效的學習方法，也提出了更高的學習環境與基礎設施要求。

比如，在運算知識的考察上，不再是簡單的要求學生計算8+4=？的結果，而是通過情景來考察：“媽媽做了美味的蛋撻，小明吃掉了4個，還剩8個，請問媽媽一共做了多少個蛋撻？”不得不說，這樣的考察形式契合數學思維和數學運用能力的學習要求，是教育觀念轉變、教學方法和水平的提升。這其中，讀懂題目、能理解每一個詞語，也是對家庭教育的考察。小學一年級的兒童可能不認識“蛋撻”和“剩”的含義，這需要教師或家長讀題、加強課後閱讀來解決。

此外，部分家庭的知識教育配合能力弱，家長學歷不高或工作繁忙。他們不得不求助於校外培訓，包括以“應試”導向爲主的學科輔導培訓。放下工作養不起孩子，拿起工作陪伴不了孩子，是不少城市家庭、留守兒童家庭的現實處境。一些家長即便努力兼顧子女的家庭教育，居家工作或把孩子帶到工作場所看管，但因爲子女沒有獨立的、安靜的學習場所，面臨明顯的空間衝突。

就學校教育來說，部分教師特別是中青年教師的教學積極性不夠。“不允許在職在編教師參與有償補課”的政策立意是爲了遏制“課堂不教課外教”亂象。然而，由於教師隊伍年齡結構、職稱結構不適應教育教學改革和教育質量提升需求，部分年長、高職稱臨退休教師缺乏改革教學方法的積極性，中青年教師奮戰在教學一線，收入受制於職稱，評優的指標和名額也稀缺，使得部分師德有缺的教師“課堂不教課外教”。

此外，難免有部分學生跟不上學校正常教學進度，產生了“補差”的市場需求。江蘇省某大型學科培訓機構負責人預測道，在校外培訓機構規範管理的政策背景下，未來的校外培訓市場將是個體教師作坊式培訓，即以住所爲教學空間，針對差學生開展補課培訓，與大型培訓機構並存，而中小型、欠規範運營的培訓機構愈加難以生存。

校外培訓屢禁不止，家長教育觀念失之偏頗也是重要原因。比如，國家出臺了關於發展體育、美育的系列政策文件，有的家庭就開始報跳繩班，一分鐘跳120個，達到滿分要求了還不滿足，要求孩子一分鐘跳到150個、160個、180個……一年級的孩子，鋼琴考級三級甚至五級六級都不夠，還要參加各類比賽……總之就是要“最厲害”“第一名”。更不要說是超前學、超難學，爲此不惜投入上萬元甚至數十萬元以上的培訓費。父母的期待壓制了孩子的自我期許與願望，攀比、從衆等多種情緒交織在一起，最終匯成校外培訓洪流。

學校教育、校外培訓和家庭教育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規範校外培訓重在推進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協同，特別是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的協同。畢竟，是否選擇、如何選擇校外培訓，終究依賴於家長的“理性”選擇。如何讓其真正理性，需要學校教育歸位，也需要家庭教育歸位，各在其位，協力育人，才能真正實現多樣化的素質教育，也才能真正建立起高質量的教育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