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透視／濫權羈押傷害臺灣人權

臺北地院審理京華城案，臺北市前副市長彭振聲妻子墜樓身亡，爲政壇投下震撼彈。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涉及京華城案的臺北市前副市長彭振聲，在他夫人墬樓後激動哭喊，表示認罪是因希望換取交保以便在家照顧妻子，現在妻子過世他已無牽掛，將要勇敢說出真相。彭家的悲劇，也凸顯了部分檢察官「押人取供」的冷血，常在沒有確切犯罪事證下，以嫌疑人可能進行勾串或逃亡而向法院聲請羈押。

檢察官的算計，是希望透過嫌疑人對關押的畏懼，而願意供出犯罪事實。但既然有此利器，檢察官便容易怠忽蒐證，將犯罪調查寄託在嫌疑人因恐懼關押而選擇配合。如此一來，押人取供與舊時的刑求，便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爲了避免檢方濫權造成對人權的傷害，限制檢方的羈押權，便成爲檢視人權的指標。

依據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規定，檢察官須具有「相當的理由」始得要求羈押嫌疑人。實務經驗顯示，只有當嫌疑人可能對社區構成危險、可能逃亡、或可能妨害司法，如脅迫證人等，檢察官才得提出羈押的要求。提請羈押後，則由法院召開聽證會，審酌檢察官的理由是否充分。客觀而言，美國法院較具獨立性，檢察官的請求往往必須面對法院嚴格的詰問，使得檢察官不敢輕易提出。此外，美國檢察官乃根據警調單位的犯罪偵查進行起訴，本身並非案件調查的主體。既不負責案件調查，押人取供的動機便減少許多。但儘管如此，根據美國聯邦法院統計，這類羈押請求還是有約半數被法院拒絕。

臺灣採大陸法制，由檢察官擔任犯罪案件的偵查主體，負責指揮警察發動並主導犯罪偵查。爲了支持檢察官執行職務，臺灣檢察官可依《刑事訴訟法》親自指揮拘提嫌疑人；不似美國，犯罪偵查由警察負責，逮捕人犯也由法官開立拘票執行，檢察官角色較處被動。臺灣檢察官既負責指揮案件偵辦，自然便承擔了成敗壓力，若手中具有拘押嫌疑人的權柄時，便難免引以爲偵辦的手段。在院檢一家的傳統下，法院對於檢察官的羈押申請似乎也沒有理由爲難，於是法院審酌檢察官的羈押請求，通過率平均高達八成左右，浮濫羈押也因此受到大衆詬病。過往民進黨立委也曾注意到押人取供的不當，甚至曾提案要將羈押期限縮短爲一個月，可惜執政後便不再提起修法。

平心而論，以彭振聲、柯文哲，以及許多因僞造罷免文書而繫獄的國民黨黨工，若是交保在外，也不可能對社區構成危險或逃亡。就算可能勾串證人妨害司法，在各項監控設備發達的今天，檢調也不可能沒有防制的工具。但以柯文哲爲例，早在去年年底便已移審起訴，檢方卻迄今仍然堅持羈押禁見。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揭示，被告有權要求「迅速及公開之審判」，但媒體認爲柯文哲恐怕會被關押到法律規定的十五個月上限，迅速審判在臺灣似乎沒人重視。

經驗研究指出，當事人若能獲得交保，由於可廣泛徵詢律師與專家，且資訊來源無礙，往往有助於檢辯在法庭論述的品質。檢察官爲了自身績效，也或是爲了壓縮被告的資訊來源，透過一次次的羈押與延押，結果傷害的不僅是當事人，也是司法的可信度。在野黨倡議法庭直播，讓國人得以觀察法庭運作，法界對此反對聲浪不小。筆者認爲，何妨先開放羈押庭的直播，既無涉案情主體，又可讓檢察官的羈押理由接受公評。

（作者爲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暨中美文經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