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距今2100多年的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正方爲御史大夫桑弘羊等政府官員，反方爲各地選派的賢良、文學60多人。所謂賢良，出身都是各地豪富之民；文學，則是底層的儒家知識分子。辯論主題之一是漢武帝時實行的鹽鐵酒國營專賣政策是否還要繼續下去。
漢昭帝之前的漢武帝，連年用兵征討匈奴，逐漸導致財政虧空，入不敷出。於是，國家推出了一系列開闢財源的活動，比如鹽鐵酒的國營專賣、均輸平準、貨幣改革等，逐步改善了財政狀況。但同時因搜刮過多，也給民間帶來了極大困苦。這是辯論會的時代背景。
正方首先立論，鹽鐵官營一方面有助於籌集軍費，用於對匈奴的作戰，既保邊境平安，又擴大了疆土，還獲得了匈奴的牛羊等資源；一方面有利於加強中央的實力，防止“七國之亂”那樣的地方叛亂再次發生。
反方認爲，對於匈奴這樣的蠻夷，動武沒用，得用道德感化他們。而鹽鐵官營之下，全國鐵器規格一致，但是各地土質不同，農具無法因地制宜地製造，農民用不上趁手的傢伙，導致農業生產受損。
正方反駁，官營鐵器的規格、質量都是統一的話，對務農是有益的。有些人陷入飢寒交迫的困境，那是懶惰或者追求奢侈的結果。而且鹽鐵官營還有利於瓦解地方上的豪強勢力，讓社會風清氣正起來。
反方再駁回去，世易時移，漢武帝時期出臺的政策是爲了當時救急，今時不同往日，老百姓因爲戰爭的破壞和貪官污吏的壓榨，早已疲憊不堪，必須儘快改弦更張，安定人心。
就這樣，雙方針鋒相對，脣槍舌劍，你來我往，甚至還展開了人身攻擊。
桑弘羊貴爲國家重臣，在論辯到激烈處，放棄風度，多次放言威脅賢良、文學不要亂說話，不然會像建言削藩的晁錯那樣被斬殺在東市。
賢良、文學也不示弱，指責桑弘羊等大臣執掌天下大事已經十多年了，不光沒有造福社會，還讓百姓困苦不堪，家徒四壁，而自己卻積累下鉅額財富。
桑弘羊很生氣，說你們這些來自窮鄉僻壤的陋儒，衣冠不整，不知冰水之寒，好像喝得酩酊大醉後剛醒一樣，哪裡配討論國家大事？
這次辯論會，後來被稱爲“鹽鐵會議”。漢宣帝時，廬江太守丞桓寬根據當時的會議記錄，加以潤色、增廣，寫成《鹽鐵論》一書，共60篇。我們今天能讀到這些充滿火藥味的論辯場景，要感謝桓寬。
需要注意的是，桓寬不是中立、客觀地加以編寫，而是傾向性明顯，站在賢良、文學的立場上進行記述。看書中的表達，雖然雙方都引用“五經”，都以孔孟爲憑依，但賢良、文學都是口若懸河，雄辯滔滔；而政府官員動不動就默然了，就答不上話了，要不就面有愧色。而且，每篇一上來，往往先是官員來一段，然後賢良、文學大段大段地駁斥。
這麼一來，雖然“鹽鐵會議”的結果只是取消了酒類專賣，漢武帝時的政策大多還是保留了下來。但賢良、文學表達出來的經濟思想卻藉助《鹽鐵論》一書，牢牢站穩了此後2000多年經濟思想的C位。
此外，雖然辯論主題是鹽鐵官營，但是，雙方的論爭範圍突破了財政經濟領域，擴及司法吏治、民族關係、社會風俗、學術思想等方面，可謂一場大百科全書式的辯論，映照出西漢社會經濟的方方面面。
有學者做過統計，發現該書談論經濟問題的篇數只佔12%。因此，清初藏書家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將其列入史部食貨類中後，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提出批評，認爲還是應該列在子部儒家類更合適。
魯迅先生說過，中國的正史不過是帝王將相的家譜。意思是大部分史書缺乏對廣闊豐富的社會生活的記錄。而《鹽鐵論》在不經意間保存了大量了解漢代民間社會風俗的史料，對正史記載的缺失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補足。
比如在《散不足》篇中，賢良、文學提出社會風俗在近來發生了由儉入奢的情況，廣泛涉及衣食住行、婚喪嫁娶各個領域。舉例時引用了大量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器物、食物、衣物、玩物等諸多好物，讓人們看到了漢代民間日常的五彩斑斕。
若將《散不足》篇的這些社會史資料與近年出土的漢代文獻相結合，相信能更進一步揭示出漢代社會的生動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