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顯惠:我不願再描述苦難

即便是憑藉《甘南紀事》獲得小說大獎,楊顯惠華語文學傳媒獎的頒獎禮上依然保留觀察者習慣:他隨身攜帶單反相機,不停地抓拍會場上的瞬間。不少作家們圍過來向他致意,他不太適應,碰完杯後總低聲問身邊的人:“這是誰?那一位是誰?”大部分時間,他總是埋頭按快門。

作家馬原亦舉着酒杯過來祝賀。“楊老,您知道他是誰嗎?”旁邊的人問他。

“不知道。”楊顯惠有些遲疑,“我在作家圈裡來往的人真的不多。”對方愣了愣,笑着說:“看來,不認識其他作家的作家,纔是好作家。”

饑荒主題已經完成

《甘南紀事》共16萬字,比之前的《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薄了不少。從2006年春天開始,連續五年,楊顯惠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駐紮甘南藏區,住在藏民牛毛帳房和沓板房記錄了近10萬字的採訪筆記,數千張照片。全書用12個故事講述了甘南的風土人情故事,是他之前在《上海文學》雜誌上連載了一年的同名作品

1946年生於甘肅高中畢業上山下鄉到甘肅生產建設兵團知青經歷過當農工、售貨員、教師等。即便是在上世紀80年代加入天津作協,楊顯惠一直念念不忘自己的根始終是在甘肅。每年寫作間隙,他總要離開天津回蘭州小住。“我寫的是那個地方事情,我的根在那兒。”寫完《甘南紀事》上半部,楊顯惠回到蘭州休息,決定今年冬天將下半部完成。

此前的作品《夾邊溝記事》直指上世紀60年代的大饑荒,通過近20個故事,揭開一段塵封50年的歷史。近3000名“右派分子”在夾邊溝勞改農場,經歷三年饑荒,最後活下來的只有600人。命運三部曲的另一部《定西孤兒院紀事》亦重述三年饑荒的故事。災難的三年過去,當時定西緊急成立孤兒院,收留了五六百個孤兒。即便是當事人杳如大海撈針,楊顯惠還是頑固地做着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採訪的路上。當受訪者向楊顯惠談起當年的饑荒和災難,再冷靜地敘述,最後也不由得潸然淚下。

“《甘南紀事》的寫作比之前輕鬆很多。饑荒主題我已經完成,我想該創作一些輕鬆的主題,我不願再描述苦難。採訪中積攢了很多照片,也有過出攝影集的想法,那該是在寫作完成後的事了。”在甘南呆的時間很長,楊顯惠仍然不太習慣當地飲食,“但是好多了,那邊飲食跟漢人的已經很像。”楊顯惠說話語速很慢,每個問題細細想一想纔回答。

甘南草原都退化了

時代週報:去甘南之前,你是打算去西藏

楊顯惠:2006年剛寫完《定西孤兒院紀事》,打算休息一段時間。當時正好文化界掀起一股“西藏熱”,於是我想到西藏跑一遍。我回到蘭州找幾個朋友一起去西藏,他們都不去。當時遇到兩個中學同學,他們大學學的是草原專業和畜牧業,畢業後分配到甘南,在甘南工作了20多年,上世紀80年代調回蘭州,已經退休了,想到甘南去再看看。他們跟我說,你到西藏去幹什麼,不就是去看看藏民的生活,到甘南去也可以,那邊也是藏民很集中的地方。於是我跟着他們跑了三個縣。

他們到那邊去就是看朋友,敘舊,有幹部,有牧民,有漢族,有藏族,到處都有熟人,到哪兒都是喝酒聊天。跟着他們跑了這麼一趟,聽着他們談過去的生活經歷,勾起我很多感慨。回到蘭州以後,我就琢磨着再跑跑甘南,寫一部甘南的書。

時代週報:這本書比之前的兩本薄不少,但花的時間更長。

楊顯惠:寫《定西孤兒院紀事》調查花了兩三年,所以藏民的我也不想寫成紀實,我想寫成小說,能寫成什麼樣就什麼樣,就寫他們當地的生活狀況。結果我跑了兩年,每年進去兩三次,一次十天左右。它和我寫的夾邊溝和定西孤兒院的事情不是一回事,後來我覺得像這樣蜻蜓點水地跑進去也不是一回事。後來每年兩三次,長的一次呆上20多天,短的呆上一個禮拜。甘南七縣一市我都跑了,除了一個漢化的縣我沒有去。在甘南,我主要是在扎尕那駐紮。

時代週報:這次採訪比前兩本書不太一樣?

楊顯惠:寫《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的時候目標很明確,跟採訪對象談經歷談遭遇。寫藏民的故事,只是想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寫小說需要把他們的生活弄通,經歷一遍看一遍。我跑到牧場裡駐紮着,每天和藏民一起,聊聊天,看看他們怎麼放牛放羊,擠牛奶,打酥油……白天跟牧民一起生活,晚上把這些記錄整理下來。

時代週報:你融入了他們的生活?

楊顯惠:剛開始到甘南,當地人問起,我就說到這兒玩兒來着。去得多了,我和不少當地人也成了好朋友,不少年輕的藏民對我也以兄弟相稱。我會接他們去北京玩,負擔往返機票食宿,當他們的導遊

時代週報:甘南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楊顯惠:甘南這地方草原很好,很美。瑪曲草原的草長得很好,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草有一公尺多高。聽說解放前瑪曲草原是亞洲最好的草原。但現在草原都退化了,草只有20公分長。

下一本書寫知青生涯

時代週報:近10萬字的採訪筆記,篩選的原則是什麼?

楊顯惠:也沒有什麼標準。他們怎麼生活的,我用小說的形式把他們的生活方式、現狀表達出來而已。我聽到某些生動細節,根據這個細節編一個完整的故事出來。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當時處理得過於簡單化了,把故事編得再複雜一些就好了。畢竟體驗不深刻,寫得就不是那麼生動。我沒有詳細的寫作計劃,哪一篇覺得成熟了就先寫哪一篇,一般寫完後會修改上三四次。2009年到2011年一共寫了12篇。

時代週報:據說寫《定西孤兒院紀事》的時候“整天以淚洗面”,相比之前沉重的寫作狀態,《甘南紀事》呢?

楊顯惠:這個寫得輕鬆。寫的時候考慮成熟了,一個短篇可能一天就寫完了。再長一些,可能寫上三兩天。幾千字的短篇,一天就寫完。我沒有那種一邊想一邊寫的習慣,我會考慮完了,中間細節、開頭結尾都想好了,纔開始寫。

時代週報:後半部分更多的是關於藏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描述?

楊顯惠:藏民是一個宗教信仰很虔誠的民族,很多事情的解決不是求助於科學,而是求助於宗教的力量。宗教信仰這個主題比較宏大,我準備今年冬天開始動筆,應該還能寫這麼多字。

時代週報:你對知青的題材也很有興趣?

楊顯惠:下一部書想寫1965年我高中畢業後,上山下鄉在安西縣小宛農場的兵團那段歲月。當時大學都沒有考,滿腔的熱血要建設新農村,純粹是一個熱血青年進入社會。我從蘭州跑到最西邊的敦煌和安溪交界的地方,當農工、售貨員、農墾中學教員,那16年的生活影響着我的世界觀,是我人生當中很重要的經歷,我在那段時期沒有創作過什麼,僅僅 寫過幾箇中短篇小說。寫成回憶錄還是寫成小說,還沒認真考慮。我這個人不能同時考慮幾件事,得把眼前的事情幹完了再考慮下一步。至於其他主題,我還沒有多想。我已經67歲了,我的寫作很慢,比如《夾邊溝記事》,花了三四年時間調查,不能腦子一發熱就寫。

時代週報:從《夾邊溝記事》到《甘南紀事》都受到很大關注,你的創作方法會有什麼影響嗎?

楊顯惠:我覺得我的這種創作方法不會對現代作家有什麼影響。我的創作方法純粹是一個“笨辦法”—花五年時間和精力駐紮在當地深入生活,像這樣寫一篇薄薄小說出來。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文壇受到“西風東漸”的影響,西方的、先鋒的寫作方法進來了,原來受俄羅斯影響的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不受歡迎了,接着,商業化市場化又洶涌而來。我原先的那種創作方法走不通了。有段時間我乾脆停止寫作,讀讀書潛心研究一下文學。究竟爲什麼寫作,用什麼辦法寫呢?我一邊讀書,一邊思考了八九年,最後決定與當時的文壇背道而馳,走向更加現實的一條道路。這條路就這麼走下來,一走20幾年。

時代週報:你如何看待當代的非虛構性寫作?

楊顯惠:我個人喜歡讀虛構的小說。從來不讀報告文學,不讀紀實的作品。但在我看來,非虛構文學可以真實地記錄歷史。它的價值和意義不在今天,而在於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