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首提需求側改革 擴大內需核心堵點是消費能力
（原標題：政治局會議首提“需求側改革”，擴大內需的核心堵點是消費能力）
2021年是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12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了“需求側改革”。這是“雙循環”戰略下的重要佈局，意味着政策將在打通“內循環”的堵點方面下更大力氣。
業內分析，“擴內需”的重心將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明年在擴大傳統消費、促進新興消費、發展公共消費方面還會有諸多舉措，在增加有效投資促進新基建項目上會有更大力度。
與“雙循環”一脈相承
會議提出，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注重需求側改革，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羣表示，從經濟的整體運行來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關係着經濟運行的各個方面，而且特別強調要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
張立羣分析，今年需求不足的矛盾比較突出，需求恢復的速度明顯慢於供給。根據此次會議精神，進一步抓好擴大內需工作，把供給和需求的動態關係調整好。這是明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進一步形成合力，在擴大內需上更好地發揮作用。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胡敏也認爲，目前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上看，還沒有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因此，明年在擴大傳統消費、促進新興消費、發展公共消費方面還會有諸多舉措，特別是大力挖掘農村市場、啓動縣域經濟發展，推進城市舊城改造和升級方面應該有更大動作，在增加有效投資促進新基建項目上會有更大力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經濟工作持續多年的一條主線，但今年除了供給側，還特別提到了需求側。
事實上，今年內多個重要會議都提到了擴大需求的相關內容。3月2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定調要擴大內需。7月30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提出“要持續擴大國內需求”“擴大最終消費，爲居民消費升級創造條件”和“積極擴大有效投資”。
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11月25日在《人民日報》撰文指出，在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爲主線的過程中，要高度重視需求側管理，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始終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
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接受第一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需求側改革的內核是以滿足人民的需求爲出發點，均衡優化需求結構，包括擴大消費、拉動新基建投資、調整出口策略等，從而更好地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推動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循環暢通，實現消費引領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提升。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15日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需求側改革是推動構建國內經濟大循環格局的內在要求，要建立國內大循環爲主體，要積極建立完備的內需體系，這些實際上離不開擴大國內需求，發揮消費基礎性作用。
推動需求側改革，有利於釋放消費潛力。付凌暉表示，當前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消費的發展對於經濟的帶動在逐步增強，消費規模擴大、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非常明顯，但是消費的水平和品質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近年來，我們看到新型消費發展態勢良好，但在擴大新型消費中間仍有不少的堵點和難點，需要通過改革來加以解決。同時，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完善消費環境這些方面還有不少制約因素，也需要通過改革的方式來加以解決。
核心“堵點”是消費能力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對第一財經稱，提出需求側改革的初衷與構建“雙循環”的提法一脈相承，即通過消費升級和加快推動產業升級並重，在需求側和供給側同步實現規模的擴張、結構的優化和質量的提升。當前，我國內需依然存在一些短板，包括消費投資比例失衡、居民消費發育不足、服務消費佔比過低等，針對這些方面的改革舉措有望帶來結構性的行業機遇。
傳統“擴內需”，更多依賴於債務驅動型的投資擴張，而伴隨債務累積，投資效率下降，傳統增長模式已難以爲繼。需求側改革，意味着“擴內需”的重心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
開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表示，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的轉變，是經濟發展的必然；2011年起，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已開始逐步體現。在“供應鏈收縮”大背景下，內需重要性進一步凸顯，“需求側改革”有助於加快激發內需活力、助力經濟增長動能切換。
政信投資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何曉宇則表示，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雖然增長，但由於各種原因並沒有對經濟形成強勁的拉動作用。要擴大內需，需要兩大關鍵條件，即提升消費能力和提高消費意願，所有阻礙這兩個條件形成的問題都需要改革。
當前，制約居民消費水平的核心“堵點”就是消費能力。一方面要提高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包括增加就業、調整稅收制度、提高國民福利、完善社會保障等；另一方面減輕住房、醫療、教育等剛性支出，從而進一步釋放國民消費潛力。
中銀國際研究董事長曹遠征認爲，雙循環互相促進的前提是以國內循環爲主體，以居民收入提高爲核心的內需持續擴大，而提高居民收入最重要的是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速度，這一增速有賴於城市化的發展以增加就業機會。最核心要解決的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以戶籍爲代表的農民工的市民化和土地制度改革的相互配合非常重要，這是要素市場化的核心含義之一。
政策助力內需加快釋放下，全方位消費升級是大勢所趨，將給一些產業帶來新的機遇。何曉宇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隨着城市化進程推進，汽車、家用電器等耐用品行業增長空間大；與5G通信相關的產業佈局是新的增長點，大數據、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既需要長期的積澱，也會出現某一個點的爆發；在線教育、大健康、養老等行業處於發展的初期，在投資和消費領域都有很大的需求空間；旅遊產業鏈需要升級，挖潛增效等。
趙偉也認爲，醫療、文化娛樂等爲代表的服務消費，上升空間較大。實物消費升級，在必需消費中體現爲追求高品質和健康，在可選消費中體現爲關注品牌、質量等。此外，低線城市與農村消費升級存在“長尾效應”，對應大衆消費升級空間廣闊。
除了消費，在需求側改革方面，新基建也被寄予厚望。沈建光稱，新一輪基建投資與傳統基建投資有着本質區別，新基建圍繞“科技創新”，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而從長遠發展來看，新基建和數字經濟不僅是穩增長和經濟託底的考量，更是決定着中國在新一波技術紅利的全球格局中能否佔據更有利的位置。比如，通過傳統業態進行數字化轉型改造升級，讓中國企業的數字化程度更高，勞動生產率更高，由此中國的國際市場吸引力也會更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