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焦慮,如何邁過“35歲門檻” 資源才最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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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公司員工一旦邁進35歲門檻,就不禁擔心自己的未來職場生涯,“35歲焦慮症”也隨之而來。事實上,與其說是35歲門檻,不如說是試錯和適應的窗口縮短了。如果經歷10多年還沒有做出什麼成績,或者沒什麼提高,自然就可能面臨出局的情形。如何化解職場焦慮,順利邁過這道坎兒

自從過完34歲生日,在北京一家文化創意公司工作許瑤就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在一年內失去現有的職位,“公司基本沒有35歲以上的人。”

許瑤的擔心,也是不少企業職工的擔心,因爲公司對外的招聘公告往往是“35歲以下”,公司內又鮮見35歲以上非管理層員工。一旦邁進35歲門檻,就不禁擔心自己的未來職場生涯,“35歲焦慮症”也隨之而來。

轉型的困惑

“今年我35歲了,我很怕離開現在的公司和崗位,因爲一旦離開,自己很難找到同等薪資的同類崗位。”在北京一家合資企業從事銷售類工作的範曉君說,“大公司有個問題,每個人負責的工作都特別具體,其實你對整個業務全貌並不瞭解,工作幾年,從事的還是很細微的事務性工作,不可能帶去別的地方用。”

正因如此,範曉君對自己職業的未來感到困惑。但是,今年受疫情影響,隨着相關業務的減少,這家合資企業正在削減相關職位,“大家都在等着那把‘刀’落下,不知道先‘落’在誰頭上,但大家都明白,誰年歲大誰危險。”更令她擔心的是,由於整體業務萎縮,她在這一行業積累的銷售人脈,一旦離職,也沒有多大再利用價值。

同樣35歲的姜宇,也面臨着和範曉君同樣的問題,但他的選擇是轉崗,因爲之前他是工程師,一直從事技術方面的工作。“許多技術人員對自己的人生規劃是,35歲左右拿到不錯的技術等級,之後向管理崗轉型。你有家有業,真的拼不過20多歲的年輕人,更何況技術一直在日新月異。”

爲了實現從技術崗轉管理崗,孩子已經4歲的姜宇,選擇了週末去進修工商管理碩士,這就意味着犧牲了陪伴孩子的時間。“家庭壓力大,妻子也有怨言,可是沒有辦法。”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中包括金融、會計等專業課程,全無經濟學基礎的姜宇聽得一頭霧水。即便拿到了學位,未來公司裡管理崗位的競爭者卻爲數不少。

更爲關鍵的是,“如果不轉型,一旦技術更新自己被淘汰,別說生活,光房貸就是個問題。”想起35歲以後的發展,姜宇並不樂觀。

師醫公”成了避風港

姜宇的憂慮,他的妻子心知肚明。有一次一家人在看《蠟筆小新》,動畫片中的35歲父親,“萬年股長”野原廣志擔心自己失去崗位,還不起“32年的房貸”,妻子美伢和兒子小新可能會流落街頭。看到這段,姜宇回到臥室默默地發呆,夫妻倆許久無言。

“其實有的時候,覺得老家父母代人很幸福,可以在一個單位做一輩子。”許瑤說,她的父母都曾在大國企工作,從小她習慣了企業大院裡的生活,“那種生活一眼能看到頭,20多歲的時候,覺得出來看世面真好,老家連星巴克都沒有,但到了35歲,就無比期待穩定的工作。”許瑤的父母一直勸她在35歲之前回家考編,因爲許多用人單位招聘考試都限制在“35歲以下”。

根據《勞動法》,“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10年以上,當事人雙方同意續延勞動合同的,如果勞動者提出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但不論是姜宇、範曉君還是許瑤,都達不到簽訂無固定期勞動合同的條件,因爲在職場生涯中,他們更換過公司。“即便你不換公司,真幹滿10年,公司也有很多辦法,要麼合同從來不簽到第10年,要麼就是10年之中換馬甲籤合同。”有企業人力資源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現實中,許多企業會採取方法規避“10年之限”。

正因如此,“回家考編”成了許多人在35歲以前的選擇,以至於有了“師醫公”的說法,即考入學校、醫院和機關三種穩定單位。

“考編熱”也在影響着企業的招聘。在一家民企從事培訓工作的王先生告訴記者,他招聘的員工質量正在逐年下降,“以前招到211院校的很正常,現在已經少了很多,而且留不住。即便給到1.5萬元到2萬元的月薪,好多人做一段時間就回老家‘考編’了,有考教師的,有考公務員的。”久而久之,王先生也怠於進行員工培訓。

即便是一線城市,“考編”依舊很熱。2020年深圳公務員計劃招錄1069人,最終報名成功者是133724人報名,平均競爭比132.5:1。

真正的穩定是自己的資源

事實上,我國勞動力的整體年齡早已邁過“35歲門檻”。根據中央財經大學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 2020》,1985~2018年間,中國勞動力人口平均年齡從32.23歲上升到38.39歲,其中城鎮38.37歲,農村38.42歲。

而隨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長,職工的入職年齡也在增長。我國高中以上受教育人口占勞動力比例從1985年的11.77%上升到2018年的39.78%。全國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85年的6.24年增加到2018年的10.36年,其中城鎮11.27年。

“以前在單位,工作到35歲的都是工齡十幾年的中年骨幹了,但現在往往入職的都將近30歲了,很多人到了35歲還是剛適應的狀態。”在一家高科技企業從事人力工作的馮先生告訴記者,“事實上,與其說是35歲門檻,不如說是試錯和適應的窗口縮短了,以前都10多年的時間供一個員工成長到35歲,現在沒幾年就到了‘35歲門檻’。如果這幾年沒有做出什麼成績,也沒有提高,自然就可能被淘汰。”

20世紀90年代初,辭去“鐵飯碗”的潘先生就開始在外企和合資企業不斷更換工作,一直做到較高層級的管理崗位。“用人市場本來就是雙向選擇的過程,很多90後可能難以理解我們那代人的‘圍城’,分配到一個工作單位幹一輩子,你喜不喜歡,開不開心,甚至和家人在不在一個城市,都要一直幹下去,沒有選擇的餘地。一旦你面臨雙向選擇的人才市場,就要意識到,真正的‘穩定’,是你自己的選擇,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資源,而不是企業本身。”在他看來,資源不侷限於工作本身,也包括了人脈、創業和投資置業。(工人日報-中工網記者 趙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