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不吹“偵查哨”賓館老闆坐上被告席

近日,一起涉及未成年人隱私的民事侵權案件內蒙古自治區某縣法院不公開開庭審理。被告席上坐着轄區某賓館經營王華化名),小蕾(化名)的母親坐在原告席上。與普通的民事訴訟不同,這次,原告旁邊還坐着一名支持起訴人――辦理小蕾被性侵案件的未檢檢察官。

檢察建議制發兩年後,性侵案件再次發生

2021年11月,內蒙古自治區某縣檢察院未檢檢察官在參與公安機關對一名被性侵未成年人的“一站式”詢問過程敏銳地察覺到,該案可能存在賓館從業人員未落實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情況,遂引導偵查機關在第一時間固定、收集相關證據

經查,不滿14週歲的小蕾與犯罪嫌疑人阿也(化名)入住王華經營的賓館時,面對身材瘦小、看上去明顯未成年的小蕾,前臺服務員既沒有核實、登記小蕾的身份信息,未詢問二者的關係和入住的正當性,也沒有向小蕾監護人確認後記錄備查。入住後,小蕾在房間內被侵犯。

不久前,在該案不公開審理過程中,檢察機關綜合主觀惡性、危害後果以及被告人還實施了其他性侵行爲的犯罪情節,發表依法從嚴懲處被告人的公訴意見,提出確定刑量刑建議。經審理,法院採納了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當庭判處被告人阿也有期徒刑七年。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9年,某縣檢察院就曾向公安機關宣告送達了一份關於加強未成年人賓館入住登記的檢察建議。通過持續跟蹤回訪,檢察建議剛性作用日益顯現。但時隔兩年,由於強制報告義務人未履行強制報告義務導致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案件再次發生,這讓未檢檢察官深感痛心。

被害人索要精神損害賠償,檢察院支持起訴

刑事案件雖已辦結,維權工作仍在繼續。年幼的小蕾不僅身體受到侵害,精神上更是受到巨大的傷害,她受到的精神損害該如何索賠?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只是針對犯罪行爲造成的物質損失,“因受到犯罪侵害,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那麼,小蕾的精神損失就得不到賠償了嗎?對此,未檢檢察官在徵得小蕾及其母親同意並確認她們有維權意願後,決定依照民法典和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有關規定,支持被害人向涉案賓館提起訴訟,索要精神損害賠償。“我們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推動社會上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的從業人員真正成爲保護未成年人的便衣偵查‘哨兵’。”承辦檢察官表示。

經過充分研討和醞釀,該縣檢察院牽頭法院、司法局聯合會簽了《關於辦理涉未成年人支持起訴案件協作辦法》,從辦理原則、受案範圍、各方職責、協作流程、機制建設等5個方面作出明確規定,並將最有利於未成年人原則貫穿支持起訴各階段,推動形成對未成年人民事侵權案件的維權合力。

在被害人提出申請後,某縣檢察院決定啓動支持起訴程序。未檢檢察官以支持起訴人身份通知該縣法律援助中心,指定一名女性律師擔任小蕾的訴訟代理人,並將收集到的相關證據移交給法律援助律師。與此同時,該院向法院依法提交支持起訴書。隨着聯動機制的建立,案件進入快速通道,法院當天受理當天立案,當天流轉到承辦法官手中,未檢檢察官當天收到法院的開庭通知,從決定啓動支持起訴程序到開庭審理僅用了2天。

由於該案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係明確,檢察官在支持起訴過程中主動開展當事人和解工作,通過釋法說理,敦促王華認識到自己行爲的違法性,促成原被告雙方形成和解意向,使得糾紛得到實質性化解。

經過不公開開庭審理,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法院當庭製作民事調解書,由涉案賓館賠償小蕾精神撫慰金1萬元。王華當庭向小蕾母親支付了賠償金,並表示了歉意

督促相關部門對涉案賓館給予行政處罰

然而,對於賓館的追責仍未結束。賓館未履行強制報告義務,不僅面臨向未成年被害人支付侵權損害賠償,也面臨行政處罰。某縣檢察院依法向該縣公安局發出檢察建議,建議加大對涉案賓館的處罰力度,加強對旅店業經營從業人員的普法宣傳,特別是加強對強制報告制度的學習和培訓。公安機關對涉案賓館作出了責令停業整頓和罰款的行政處罰。目前,全縣正在開展新一輪的未成年人入住賓館登記專項檢查。

“我從來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坐上被告席。我這才明白強制報告也是一項法律制度,以後要嚴格遵照執行。”王華在法庭上懇切地說。

“一個案例勝過一打文件。”強制報告制度只有落地生根才能成爲保護未成年人的利器。以往對不具備公職身份的強制報告義務人沒有具體的法律規定進行追責,處罰力度並不足以讓制度“長出牙齒”。本案中,在依法追究侵權者刑事責任的同時,創新性地支持被侵權未成年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訴訟,對於督促賓館等強制報告義務人更好落實強制報告制度,具有警示意義。

“依法啓動民事支持起訴是檢察機關職責所在。作爲未檢檢察官有責任通過能動履職讓強制報告制度真正煥發出生命力。”辦案檢察官表示。

“你有權就因犯罪行爲遭受的精神損害向法院請求未履行強制報告義務人作出精神損害賠償。如需檢察機關提供支持,檢察機關將及時啓動調查程序,並在3個工作日內決定是否支持。”該案辦結後,某縣檢察院專門作出制度性規定,要求在以後辦理此類案件時,都要在向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送達的權利義務告知書中增加上述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