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北大歷史學系教授祝總斌逝世，享年92歲

7月8日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發佈訃告：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祝總斌先生，因病於2022年7月8日凌晨2點1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尊重家屬意願，喪事從簡，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公開信息顯示，祝總斌先生出生於1930年1月，江蘇蘇州人，少時隨家人居於湖北武漢，後移居北平。其於1949年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後留校任教；1953年調中央政法幹部學校任教；1954年7月調入北京大學法律系任教，1972年轉入歷史學系任教。歷任講師（1959年） 、副教授（1979年）、教授（1986年），曾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歷史學系副系主任，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8年離休。

祝總斌先生著有《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材不材齋文集: 中國古代史研究》《材不材齋文集: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研究》《材不材齋史學叢稿》 等多部著作，發表論文數十篇，在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法制史領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祝先生研究問題始終堅持論從史出，從史料解讀考證入手，先在史實層面有所發現和突破，然後分析歸納，故常能提出新穎獨到的見解。他的研究成果，全面、紮實、深入，受到學界的普遍重視。特別是對宰相制度、門閥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論述，代表了史學界相關研究領域的最高水平，深受好評，屢被徵引。

訃告稱，祝總斌先生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長達60餘年的教學生涯中，他將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課堂教學與學生培養中，開設的多門課程深受學生歡迎。祝先生注重擇人而教、因材施教，對於每一個真心熱愛歷史的學生，他都給予全力幫助。如今，祝總斌先生的許多學生都已成爲當今中國古代史領域的重量級學者，活躍在中國古代史教學與研究的第一線。

祝總斌曾發表《我與中國古代史》文章，全文如下：

祝總斌：我與中國古代史

編按：今世之俗，重學歷，講師承。祝總斌先生則說，他主要靠自學。在這篇經驗談中，祝先生回顧自己的學思經歷，告訴我們：治學應從目錄學、文獻學入手，求得門徑；要積累語言文字學和職官、地理等多方面知識，建立廣博厚實的基礎；研究要精細讀書，融貫理論，大處着眼，小處着手；要追求新意，論從史出，沒有創見不寫文章。他也回顧了前輩學者的影響與點撥，說明自學並非無師，而是轉益多師。

本文原載張世林主編《學林春秋（二編）》下冊，後收入《材不材齋史學叢稿》中華書局2009年版，今由李屹軒據後者校訂。

我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純屬偶然。

在中學讀書時，我數學學得不錯，原打算畢業後考理工科。不幸因爲家庭發生變故，1946年高中二年級結業後不得不輟學。一年以後再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時，沒有學過高三數學、物理等課程的我，只得選擇了因愛看小說而比較感興趣的中國文學系。同等學力的錄取比例據說是百分之五，我自然對報考名牌大學特別是北京大學，想也不敢想。大學考上了，自己並不滿意。1948年春來到北平，由於特殊原因，先是在華北文法學院借讀，秋後又轉爲正式生。1949年北平解放，不久我便走上了工作崗位，到過農村，下過部隊。到這時爲止，我對中國古代史還是很陌生的，有關知識也極淺薄（僅在大學裡學過一點點）。用“一窮二白”去形容，決不過分。然而命運卻註定要把我與中國古代史拴在一起，拴一輩子。1954年，由於某種機遇，我被調到北大，先在法律系輔導、講授中國政治、法律制度史，開始部分涉及中國古代史；後轉歷史系，從此便專門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研究工作，直到今天。

四十多年來，原本“一窮二白”，後來一直也沒有得到機會脫產學習、進修的我，其所以在中國古代史工作崗位上未遭淘汰，還能基本上完成任務，靠的便是北大學術氣氛的薰陶，而主要以通過自學的形式來實現。在這一方面，我有以下幾點體會。

厚積薄發

在燕園裡很早就流行一個比喻：如果將講課內容比作一杯水，那麼教師本人的學識便應相當於一桶水，方能應付裕如。每當我在輔導、答疑中被同學問得瞠目結舌、背上冒汗之時，便自然而然想起這個比喻。這也就是要求教師厚積薄發。有一次我在圖書館借書，將王鳴盛《蛾術編》之“蛾”念é，一位老館員委婉地指出我念了別字，當念yǐ，義同蟻。這“一字師”也再次提醒我學海無涯，自己知識太淺薄了，必須儘快地積累，再積累。

在摸索中，我不斷積累目錄學、文獻學知識。這得力於藏書豐富的北大圖書館者綦多。50年代的館員個個業務嫺熟，工作認真負責，知無不答；而且教員可以自由出入書庫，十分方便。當我逐漸懂得《書目答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以及今人有關論著的價值之後，便以之爲指導，將其中所載重要的或我感興趣的書借回閱讀，做卡片、索引，或徑直在書庫中瀏覽序跋等，廣泛增加感性知識。同時也購置一些書，每月總要跑琉璃廠等地一趟，並把它視爲極大樂趣。由於有了一些目錄學、文獻學知識，便懂得哪些書該買，哪些書可暫不買。如《漢書》、《後漢書》便買王先謙《補註》、《集解》本；學術筆記首先買《廿二史考異》、《廿二史札記》、《十七史商榷》；《周禮》買孫詒讓《正義》本；《儀禮》買胡培��《正義》本；《禮記》買孫希旦《集解》本；諸子則主要買世界書局的《諸子集成》本等。這些書都對豐富我的知識起了重要作用。不過，坦白地說，改革開放以前，和許多教師一樣，對一些大部頭的書籍如二十四史、四書五經等，是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包括“白專”帽子的威脅）像前輩學者當年那樣系統閱讀、鑽研，打下深厚功底的（如呂思勉先生曾將二十四史系統讀過三遍，見《蒿廬問學記》，三聯書店，1996年，第3頁）；就我來說，充其量只不過是通過一般瀏覽，有個大體印象而已。我的學力只能做到：藉助於這個大體印象，加上直接間接利用各種各樣的工具書（如“引得”）、辨僞書、類書，以至內容豐富的學術筆記（如《日知錄》、《陔餘叢考》）、論文等，一般能夠儘快瞭解一部古書的真僞、價值、存亡，到哪裡去查找佚文；或比較迅速地蒐集到某一問題的有關資料。舉一例：70年代初有一位鄰居是北京林學院的老師，他認定我教中國古代史便該懂得查找唐宋時期牡丹栽植的歷史資料，於是便把一外地來信請教他的這個問題，轉託於我。雖然我從未接觸，甚至想都沒想過這個問題，但還是答應了。因爲我立即想到《古今圖書集成》中有《草木典》可以利用。後來果然以之爲線索找到、整理了一份資料給他，據說回信後對方表示滿意。不容置疑，我的答覆肯定是膚淺的獺祭之作，因爲我毫無研究基礎。我舉此例，只是想說明，作爲一名中國古代史教師，即使基礎較差，但如果能掌握一定的目錄學、文獻學知識，一旦研究一個課題，需要有關資料，大體上便知道通過什麼方法，到什麼地方去查，這對教學、科研都是頗爲有用的（如我上課講皇權制度，涉及朝會、常朝，首先去翻秦蕙田的《五禮通考》，以之爲線索，擴大資料範圍，便事半功倍）。雖然在這一方面我還遠不能與前輩學者相比，但我堅信必須向這一方向努力。

爲了厚積薄發，除了史學知識、基本功外，還需懂得一些與之時有聯繫，比較專門的知識。如閱讀先秦兩漢若干文獻和有關論文，音韻學便是一個重要攔路虎。很早我便對它感到頭疼。後來下決心反覆學習王力先生和其他先生的一些通俗著作，學會查閱《韻鏡》、《七音略》，並懂得了一點基本知識，回過頭再讀有關歷史文獻和論文，涉及某些術語，便不感到那麼神秘莫測了，有時還可以利用它。有一次寫一篇有關門閥制度的論文，爲了證明中古“庶族”這個詞可能演化爲“素族”，作爲證據之一，便從音韻學上考證出審母三等字“庶”，和心母一等字“素”，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時可以相通，從而加強了論點的說服力。

官制和歷史地理知識更爲重要。錢大昕曾說：“予嘗論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輿地，次辨氏族，否則涉筆便誤。”他還批評《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壽“似未通南北朝官制，故諸傳刪省（按：指刪略《宋書》、《魏書》等八書爲南北史），多未得其要領”（分見《廿二史考異》卷四��、卷三六）。關於官制和氏族，因爲篇幅關係，茲從略，此處只想談一下我是如何積累歷史地理知識的。如所周知，歷史地理變化多端，難度很大。爲了對它多少能有所掌握，有所利用，除了閱讀當代權威論著（如譚其驤、侯仁之、史念海諸先生的文章）外，我還大體瀏覽了《尚書・禹貢》（參考胡渭《禹貢錐指》）、《漢書・地理志》（用王先謙補註本）、《水經注》（用楊守敬等《水經注疏》本，參考趙一清《水經注釋》，對照楊守敬《水經注圖》）三大經典。特別是《水經注疏》，1988年以前只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的影印本，共三大函，很笨重，從圖書館借閱需定期歸還，用起來很不方便。於是我便將疏文某些重要部分，轉抄在我的國學基本叢書本《水經注》的相關注文下。因爲後者是小32開本，每頁天地有限，爲了多抄些，只得寫成蠅頭小字，再不夠便貼上小紙條。每頁看上去小字密密麻麻，紙條錯錯落落。如今有了段熙仲點校本，已經不用它了，但偶爾翻閱，一方面驚詫自己當年怎麼會下這笨工夫；另一面心中也有一種欣慰感：在不斷“階級鬥爭”的縫隙中，我沒有浪費自己的青春。有了一點歷史地理知識，在教學、科研中便主動多了。如在一篇文章中我肯定晉武帝的民族政策，於是便不得不探討當時西北地方綿延十年的鮮卑樹機能反晉活動，其性質究竟是什麼。很長時期以來，人們都把它看成是少數民族起義，而我主要藉助歷史地理知識、《水經注》知識，經過反覆考證，得出的結論是：樹機能的反晉活動是叛亂而不是起義，是非正義的，從而使我的基本論點站住了。很清楚，評價晉武帝民族政策本是政治史論文，但如果沒有歷史地理知識，說服力便會大打折扣，甚至論點根本無法成立。

此外，我的體會是，文字學、訓詁學、考古學、天文曆法、科學技術、中外交通、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知識，也都需要不同程度地儘可能多懂一些；或一旦教學、科研中涉及這些問題，出了麻煩，立刻會到有關書中去查找答案。爲此，又必須學習、掌握外文，增大信息量。我在60年代學的日文，儘管只能勉強看業務書，也在擴大知識面上派上用場。當然，前面強調要學習的各種知識，或許其中有些在中國古代史教學、科研中始終直接用不上，但多少懂得一些卻可使我們對直接用上的知識掌握得更紮實，運用起來更有信心。

《莊子・外物》：莊子對惠子說，“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但人所“容足”之處只是一小塊，是不是其他地方都“無用”呢？不是。他說：如果把除“容足”以外的土地全都挖去，其深“至於黃泉”，則“人（所容足之地）尚有用乎？”惠子答曰無用。莊子說“然則無用之爲用也明矣！”用在知識上也可以說是這樣。看來，未能直接用上的知識與直接用上的知識往往是互相關連的，就像“容足”之地與其外相毗連土地是一個整體一樣。不能因爲直接用不上便不去學它，成爲目光短淺的實用主義。沒有直接用上，從總體上看，應該說，也是用上了。清代袁枚在《隨園詩話》卷一中說：“餘每作詠古詠物詩，必將此題之書籍，無所不搜。及詩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猶之有權勢而不逞也。”這正是“無用之爲用”的好例。袁枚雖然沒有直接用上這些“典”，但有了這些“典”，心中有恃無恐（“猶之有權勢”當即此意），作起詩來自然便得心應手，運用自如了。

精細讀書

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我國古籍浩如煙海，個人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讀任何一本書都精細，而應像彈鋼琴一樣，有重有輕，有疾有徐。有的很快地大致瀏覽一下序跋目錄，記入卡片備查就可以了；有的，特別是和自己專業或科研課題緊密相關的重要書籍或篇章，則必須精讀細讀，遇到疑點難點，還必須聯繫上下文，甚至查找有關資料，反覆琢磨。這樣讀書的好處甚多。

有時可以透過字面，擴大、加深對問題的理解：

如《後漢書》的《百官志》，這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者必讀的一篇。此志寫得比較簡略，王先謙《集解》本有助於對某些問題的理解，但如果讀時不精細，仍會把重要內容忽略過去。如在九卿“少府”屬官太醫令、太官令、守宮令、上林苑令之後，緊接着列有侍中、中常侍、尚書令和僕射、御史中丞等，最後說：“右屬少府。本注曰：職屬少府者，自太醫、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屬焉。”

開始我馬馬虎虎地讀，便以爲這些官員全歸少府統率、指揮。後來讀書一深入，便發現其中存在一些矛盾難以解釋。如尚書各官至東漢權力日益擴大，以至形成將取代三公爲宰相的態勢，怎麼可能聽命於少府呢！再如查劉昭注引蔡質《漢儀》，三公列卿等“行復道中，遇尚書僕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車，預相迴避。衛士傳：不得忤臺官。（臺官）過後乃得去”。按列卿中自然包括少府，如此則長官要回避屬官，豈不違背禮制了嗎？這些矛盾只有在仔細琢磨“以文屬焉”四字，正確理解其涵義後方可得到解釋。原來“以文屬焉”就是“文屬少府”（《通典》卷二一《職官三》），它與“職屬少府”不同。“職屬少府”是真正聽命於少府；而“文屬少府”之“文”，是指法令條文之“文”（參《兩漢刺史制度考》，載《勞�o學術論文集甲編》，臺北：藝文出版社，1976年）。“文屬少府”是指僅在條文規定上，亦即形式上（包括朝會班次上）、名義上屬少府，實際職務與少府無干。這一制度，西漢很長一個時期似不存在，諸尚書應該和太醫令等同樣“職屬”少府，但後來尚書權力逐漸發生重大變化，其任務已經遠遠超出少府指揮範圍，往往由君主直接過問，而積習難改，尚書品秩一時尚未能提高（如尚書令僅千石之官），不足以撐起獨立機構，於是“文屬”的辦法便出臺了（侍中、中常侍、御史演變情況與尚書不同，但“文屬”性質則一。其他官府如光祿勳屬官也有“職屬”、“文屬”之別）。這樣，通過仔細琢磨，分清職屬、文屬，對漢代政治制度這一特色，也就加深了理解。

精讀細讀有時還可以正確掌握原文精神：

如《史記》卷一二四《遊俠列傳》有這麼一段話：“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

這一段話常被今人引用，作爲司馬遷否定儒家仁義思想之強證。過去我也同意這一看法。可是後來我反覆閱讀上下文之後，發現司馬遷並非此意。因爲在這段話之前他明明說：“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並舉虞舜、伊尹等“有道仁人”有時也難免陷於困境爲例，證明如能幫助他們，體現仁義思想，具有極大社會意義。所以說：“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謂）有德。’”司馬遷是肯定這“鄙人”之言的。因而在“由此觀之”那段話之後及全文中，雖不否認遊俠某些行爲“時�I當世之文網”，但基本精神仍是肯定遊俠“救人於厄，賑人不瞻”等（隱隱包含可能“救”、“賑”像虞舜、伊尹這類“有道仁人”之意），合乎仁義之道，並說“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這樣，聯繫上下文便可斷定，司馬遷絕無否定仁義思想之意，相反，是在通過這段話肯定遊俠，宣揚仁義之行的必要性。然則又如何理解“由此觀之”一段話呢？經過進一步琢磨，我發現原來司馬遷對仁義的理解很樸素，和後來發展了的儒學有所不同，他僅只認爲，肯於幫助他人，使之擺脫困境，得到各種利益，這種行爲就合乎仁義之道。“竊國者”（如周武王）因爲涉及面寬，從其舉事中得到利益的人極多，稱讚這一行動合乎仁義，故被擁爲諸侯；而“竊鉤者”因他人沒有得到利益，沒人稱讚他仁義，擁護他，所以一犯法就被殺。“侯之門仁義存”的真正涵義便在於此。這樣理解，和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肯定“人富而仁義附焉”（如陶朱公）、“富者得勢益彰”（如子貢），其精神也是完全一致的。固然，“竊鉤者誅”等三句話，司馬遷轉引自《莊子・�l�D》，原意確是諷刺、反對儒家仁義之道的，但先秦兩漢學者在發表議論時，常有引前人的話反其意而用之的風氣，甚至還有捏造史實以證明自己觀點的，司馬遷不能免俗，是毫不奇怪的。這樣，“由此觀之”一段話的精神，本來易被誤解，經過反覆閱讀，也就不難正確掌握了（以上看法詳參拙作《有關〈史記〉崇儒的幾個問題》，載《國學研究》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精細讀書有時還可以發現原書及其註疏中的錯誤：

《資治通鑑》卷一三九；南齊鬱林王即帝位，與大臣蕭鸞矛盾尖銳。支持鬱林王的杜文謙敦勸鬱林王的寵臣綦毋珍之，趕快聯絡掌兵權的人先下手爲強，“勒兵入尚書，斬蕭令”，“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胡三省注：鸞錄尚書事，故稱錄君），父母爲殉，在眼中矣”（以上依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1957年第二次印刷，今人標點）。

然而據《南齊書》，齊武帝臨死遺詔僅以蕭鸞爲“尚書令”。蕭鸞“錄尚書事”是在發動政變殺掉鬱林王，擁立海陵王爲帝后自封的，則在此之前與鬱林王鬥爭時，何來“錄君”（錄尚書事）頭銜？何況《資治通鑑》正文杜文謙明明白白說的是“斬蕭令（尚書令）”！胡三省此處讀書不細，註釋出錯，今人標點又受其誤導，將“錄君”作爲名詞下屬。其實，正確標點應該是：“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云云。這裡“錄”是逮捕之義。綦毋珍之極受寵幸，如蕭鸞奪鬱林王位，必定殺珍之，故杜文謙才以“復少日錄君”這一利害關係打動他，要他先下手。

我就是這樣在可能條件下通過精細讀書不斷受益的。有時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由此及彼”，發展成科研論文。如上述《史記》卷一二四《遊俠列傳》之例，便觸發了我進一步研究的興趣，併成爲我後來發表的有關司馬遷崇儒論文的一個重要支撐點。

論從史出 追求新意

從50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有很長一段時期，史學界十分強調“以論帶史”，甚至“論”也強調“以階級鬥爭爲綱”。那時我在法律系講授中國政治、法律制度史，曾撰寫、不斷修改了幾十萬字的講義，全都體現這一精神。雖然我對史料還是注意蒐集的，但僅只爲了反覆證明權威之“論”的正確。具體說，就中國古代部分言，就是不管歷史上任何時期政治、法律制度發生任何變化，結論都是預定的；其指導思想全都被認定是爲了加強鎮壓奴隸、農民反抗的需要，即階級鬥爭的需要。爲此，有時還不得不曲解史料。記得有一次討論，我的發言出了格，強調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便遭到批評。從此，我便被“以論帶史”緊緊箍住。老實說，這樣做，倒也很省心，只要蒐羅一些足以說明統治階級殘酷剝削、鎮壓勞動人民的史料，塞入既定框架中就可以了。然而有時也會感到乏味和苦悶，難道科學研究就是這樣不斷重複已有現成的結論嗎？

60年代初，讀到翦伯贊先生幾篇論文，大受啓發。他反對“把史料硬塞進原則中去作爲理論的註腳”，反對“挑選材料只是作爲原理原則的註腳”，“用史料去遷就理論”（分見《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載《翦伯贊歷史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這正中我的弊病。他十分強調從具體歷史中概括出結論來。這也就是“論從史出”。如果真能做到這一步，也就必然會有創見，會有新意。改革開放以後，有條件了，我努力追求這一境界。

所謂“論從史出”，如果從廣義理解，也可以把“論”理解爲一種看法，則小至一個字、一件事、一項制度等的考證，只要史料確鑿，見解新穎，都應該是“論從史出”。這種“論從史出”，大體也就是清代乾嘉學派的考證，也可以說就是“微觀”。對於史學研究來說，它是決不可少，決不可忽視的。因爲古代史料脫漏、錯訛、長期誤解，在所難免。如果不加考證，去僞存真，而是囫圇使用，以之爲依據提出宏觀看法來，也許不知哪一天便會像建立在沙灘上的大樓一樣，倒塌下來的。50、60年代有些鴻篇鉅著，今已很少有人問津，原因之一即在於此。所以對於一些在關鍵問題上的精彩考證，必須給予高度評價，有些考證決不亞於一篇大論文或專著。我自己從來對這類“論從史出”、考證都是十分欣羨的，也曾在這方面做過一番努力，發表過《劉裕門第考》、《庶族、素族解》等文章。不過，總的來說，我的興趣還是偏重在探討一些分析性、帶有規律性的問題上。即將“論從史出”之“論”，多從宏觀方面着眼，而把一些微觀考證作爲“論從史出”中“史”的組成部分，爲宏觀看法服務，力圖大處着眼，小處着手，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將宏觀建立在微觀基礎之上。

關於偏重宏觀，古代學者早有類似論述：清初學者劉獻廷在其名著《廣陽雜記》卷四中說：“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領，便如一屋散錢，無從着手。”所謂“提挈其綱領”，他指的便是要用史料說明一些“關係重大”的問題，以達到“識古今之成敗是非”的目的。這是很有見地的。我寫專著《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便是通過對大量“散錢”即史料的蒐集與考證，力圖“提挈其綱領”，探討這一段時期內，在不同客觀條件下，宰相和秘書諮詢官員出現、發展的原因與規律，以及相互之間，並與皇帝三者之間的複雜關係，而不僅限於具體制度的羅列及其變化的介紹。

關於究竟如何大處着眼，將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我的體會如下：

第一，需要提高理論水準、理論概括能力。我自己在50年代是十分認真地、自覺地學過一點理論的，如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等。原著如《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可以說都是一個字一個字讀下來的。儘管它們的具體內容，後來逐漸模糊了，但它們分析歷史與現實建立在原則基礎上的靈活性，毫無教條氣息，以及高度抽象概括的方法，卻在我頭腦中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跡。使得我對一些辯證、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觀念，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個人與人民羣衆、必然性與偶然性等的相互辯證關係，能有一個大體的瞭解與掌握，這便有利於宏觀地把握史料，提高“論從史出”的理論性。

例如我的《陶淵明田園詩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一文，聯繫儒家正統文學觀、玄學、門閥制度、江州農業生產狀況、陶淵明宦途失意親自參加一些勞動等因素展開論述，便是以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相互辯證關係，必然性通過偶然性體現這一理論觀點爲指導來進行的。又如《有關〈史記〉歌頌漢王朝的幾個問題》一文，關於《史記》不可能以批判、反對漢王朝爲指導思想的看法，則是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理論觀點爲指導，分析司馬遷的家世、教育、仕宦經歷之後得出的。

第二，需要具有比較寬廣的我國古代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知識；或一旦涉及這些問題，懂得如何很快查到、瞭解。其實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厚積”，而且是其中的主體部分――系統的中國通史基礎知識。過去我寫過《略論晉律的儒家化》一文，初稿送週一良先生請教，他便指出：研究晉律和禮、法關係，不能侷限於晉代，要“上掛下連，非於通史精熟者不辦”。這對我啓發很大。通過後來教學、科研實踐，我深深感到，如果沒有系統的通史知識，縱使有着很高理論水準，宏觀思維，面對有關課題，也只能是望洋興嘆，無從下手；或雖然下手，也不能不是捉襟見肘，主觀地概括出幾句乾巴巴的教條，“以論代史”而已。相反，通史知識越豐富，掌握得越深入細緻，有關史料越嫺熟，進行教學、科研，分析問題，也就越能左右逢源，得心應手。

最近我寫了《〈四書〉傳播、流行的社會、歷史背景》一文，其所以能宏觀地認定主要是《四書》適合宋代以後各王朝力圖以之教育官員及其後備力量一般士人“明天理，滅人慾”的需要，而不是爲了毒害廣大勞動人民，正是以具有唐宋之際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發生重大變化的一些通史知識，以及經學、理學的一點比較專門的知識爲前提的。沒有這些知識，便不會了解宋代的新特點，也就不會考慮宋代以後官員、士人思想意識、道德品質的教育，和完備法令制度相比，在鞏固王朝統治上的重要性，已上升到新的高度問題，也就寫不出這篇文章了。當然，我這篇文章的論點是否站得住，是另一個問題。我舉此例，只想說明，各方面知識包括通史知識多一些，必然有利於教學、科研中大處着眼，將宏觀與微觀相結合。

順便一說，上面提到理學知識，我還要特別感謝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它對我學習哲學史知識幫助極大。這書從30年代版本，到60年代《新編》，再到80年代《新編》修訂本，我全都一一購買、拜讀，有的篇章是反覆拜讀若干遍。這是把極難讀懂的哲學史史料，一個字一個字真正讀懂、理解、消化後，概括出來的具有精闢見解，而又深入淺出的一部鉅著，是一部高水準的“論從史出”之作。從中國哲學史專家學者的角度，或許對馮先生的某些觀點持有異議，但從我們這一些一般古代史學工作者積累哲學史知識言，則已感到非常滿足。某些囫圇引用史料之作，是絕對無法與之比擬的。所以我還要求我的研究生根據情況有選擇地閱讀這部書。

以上三方面，只是我的體會，即經過摸索，懂得要朝哪個方向去做，實際上我自己做得還很不夠。這也不難理解。如前所述，我原來史學基礎極差，起步也晚。開始一段時間，可以說是不得其門而入；逐漸摸索出一點門徑的過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無謂的“運動”、“文革”之中。改革開放，好日子到來時，已垂垂老矣，勉力起追，成就畢竟有限。對這個問題，我很想得開，所以把自己的蝸居顏曰“材不材齋”，但與《莊子・山木》的圓滑態度，以及辛棄疾的消極態度不同（辛棄疾詞《鷓鴣天》：“味無味處求吾樂，材不材間過此生。”見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註》卷二“帶湖之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我是現實的、積極的。從我的經歷看，應該說直到80年代五十歲時，才真正進入中國古代史“角色”，發表反映自己觀點的文章，的確是“去日苦多”，已太晚了。和功成名就的前輩學者比，成“材”已不可能，要正視這一現實，不怨天，不尤人，要“知命”（“五十而知天命”）；但另一面我又不甘心陷於“不材”境地，畢竟“天生我材”，總要發揮一些光和熱，所以要奮鬥，要以“材”爲目標，儘可能地多出一些成果，不過要心中有數，如果精力不濟，成果有限，也就算了，不必勉強。面對來日方長的中青年學者碩果累累，還有可能著作等身，要爲他們高興，爲史學興旺發達高興，可能時予以扶掖。要心平氣和，決不要嫉妒、壓制，也不必暗自嗟傷，空耗心力。與其如此，還不如將心力用在學術上，多增加一點成果。這便是我的材不材觀，並以之顏蝸居以自勉。

最後，談一下一些前輩學者對我直接間接的影響與點撥。只舉兩例。

記得1948年在華北文法學院兼課的黎錦熙先生，給我們上“中國聲韻學”，第一堂課便宣佈：聽完課，要動腦筋，提問題，有自己的看法。期末考試，“如果完全照我講課的筆記背，一字不錯，別人給你一百分，我給零分！”對慣於死記硬背的我來說，這話無異於一聲霹靂，振聾發聵，以至五十年後黎先生當年說話時的姿勢、神態，記憶猶新。那年期末考試，我才得65分，懊惱之餘，更進一步加深了對這話的印象。我這一生，教學、科研在內容、觀點上總力爭有點新意，不願落人窠臼，不能說完全是受黎先生的影響，但他的話對我啓發極大，卻是可以肯定的。

另一位直接給我很多幫助的是週一良先生。我認識周先生是在1972年調到歷史系以後，但早聞大名，1964年已購買、拜讀他的大作《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在與周先生交往，有幸親聆教誨的近三十年中，深感他的最大美德就是真誠：真誠地進行學術研究，真誠地指導研究生、中青年教師（包括我這類由中轉老的教師），真誠地與同事相處，真誠地獎掖後進，而毫無利己意圖。“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他的名著《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初稿寫就，徵求意見。我在先睹爲快，拼命學習，還抄下一些精彩內容之餘（因當時還不知何時能出版），也提了幾點小意見。如《陳書》卷一九《虞寄傳》“繫馬埋輪”一詞，我以爲既非漢代俗語，亦不出於《孫子》，而是源於楚辭《九歌・國殤》“霾兩輪兮縶四馬”。周先生不但表示讚許，而且後來《札記》定稿出版，他還在這一條目下轉述了我的看法，以爲“似與虞寄原意較近”。這既反映周先生的謙虛美德，更是對我的激勵、獎掖！十多年前一位已經畢業了的北大同學來信問我“茶”字的梵文讀音與寫法。我哪裡懂？便帶上此信當面請教周先生。他說：多年沒摸梵文，要查一查。過了幾天他給我寫信，做了解答；但又說，爲了慎重，還要再去請教季羨林先生（似乎有一段時間季先生正好有事外出）。不久，周先生又來信，並附上季先生給他的信，明確地答覆了這個問題。我便將這些信一併寄給了那位同學，雖然涉及的只是一個“茶”字，對方還是一位從未謀面的青年，周先生仍然分出自己極其寶貴的時間，如此認真負責處理，這一件事，更主要的是體現了周先生一貫平等待人、一片真誠待人的美德。這種美德給我的教育意義更大。當然，我得到周先生學術上的點撥也很多，同樣終生難忘。前面所舉關於重視中國通史掌握的問題，即其一。下面再舉一例作爲本文的結束。80年代初我的《劉裕門第考》一文初稿，本來只提到陳寅恪先生將魏晉南北朝士族分爲三等，自己並無定見。周先生看後認爲三等說“陳先生似未伸論”，建議說：“我看士族大致分爲高下兩階層較妥。”據此，我又收集資料作了點考證，補充到初稿中去；並且後來一直堅持士族高低兩級之分，追根溯源，實得力於周先生的點撥。

（文章來源於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