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臺》原著作者陳彥：茅獎作品《主角》也將登上熒屏
“我最近也在追劇。”在中國劇協的辦公室裡，《裝臺》原著作者陳彥接受本報記者的專訪。現在，他的職務是中國戲劇家協會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忙碌的工作之餘，寫作仍然是他放不下的念想。他向記者透露，自己即將出版的長篇新作《喜劇》寫的還是陝西故事，草稿寫了好多年，疫情期間已改完。而他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主角》也將登上熒屏，劇本正在改編中，這也是他的陝西老鄉張藝謀首次執導電視劇。
在今年的熱播劇中，《裝臺》算是一個另類，沒有流量明星，也不靠熱搜話題，就踏踏實實憑着樸實的生活質感和小人物的悲歡離合贏得了觀衆的喝彩。作爲原著作者，陳彥也給《裝臺》的改編點了個贊：“我認爲改得很好，基本尊重原著精神，無論是導演還是演員，都是奔着現實主義的風格去創作的。當然影視有影視的規律，所以它的調子會變得更加溫暖一些。”
《裝臺》的地氣，不止源於小人物的故事，更來自於陳彥二十多年院團生活的積累。從編劇到團長再到院長，陳彥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工作期間，沒少和裝臺人打交道。“院長辦公室的樓下，正對着劇場的後臺，那些裝臺的累了在外面抽菸吃飯聊天，我都聽着呢，挺有趣的。”
當院長那十年，陳彥一直堅持着晨跑的習慣，每次路過劇場外，都能看到裝臺人東倒西歪睡得遍地都是。“早上是他們最累的時候，滿臉蠟黃，真就是臺詞裡說的‘下苦人’”，從這些人身上，陳彥找到了主人公刁順子的形象。“要說原型還真有一個，叫朱冬生，他身上有些影子，但不能構成一個藝術典型。這兩天他正在北京裝臺呢，現在成了名人，電視臺都在採訪他。”
電視劇開頭有這樣一個情節，當裝臺隊遭遇騙子拿不到工錢時，順子跑去找秦腔團瞿團長幫忙。類似的情景也在陳彥和朱冬生的交往中發生過。“有時候團裡的工錢沒有及時給到，我就會幫着催一下，我說‘你們早上起來去院裡看一下嘛，看那些人可憐不可憐，咋能欠人家錢嘛’。”不過，陳彥說，“電視裡的瞿團演得比較正一些，其實我平常也是整天愛和大家開玩笑的一個人。”也正因如此，陳彥的筆觸總是輕快的、幽默的，讓人讀來笑中帶淚。
真正動筆寫《裝臺》，是在陳彥離開文藝院團之後，多年的生活積累讓他感覺所有的文字似乎是“撲面而來”。“這羣人一直住在我心裡，不寫出來好像堵得慌，直到現在我還有很多遺憾，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沒有寫進去。”
《裝臺》的成功得益於文學的力量、編導的用心，也離不開實力派演員的助力。“我一看到張嘉益騎三輪車的背影，眼淚嘩的一下就下來了，他就是我心目中的順子。”陳彥坦言，生、冷、硬、倔，是人們心目中典型的陝西漢子形象，但“刁順子”並不典型，反倒是有些窩囊。“其實這樣的人也很多，說實話，他硬起來去哪找活呢，不圓滑一點、狡黠一點、窩囊一點，怎麼生存呢？”
“閆妮演得也很好，話不多，但她身上有被生活擠壓的無奈，也有和順子在一起的幸福，她把這種內心的豐富都表達出來了。”陳彥認爲，通過這部劇，張嘉益和閆妮都完成了一次突破。“張嘉益以前演的都是高富帥，演了這麼一個形象，估計在西安城裡騎三輪都沒人能認出他來。”
《裝臺》熱播後，刁菊花這個人物的爭議最大，她既看不起幹活的父親，又大手大腳糟蹋順子的血汗錢，更是把繼母當成敵人。陳彥說，他之所以寫這樣一個女兒的形象，就是因爲看到了現實中殘酷的一面。“現在很多人追求社會地位、香車豪宅、名牌包包，導致另一些無法擁有的人內心發生扭曲，甚至把這種憤恨甩到了自己父母身上。這種過度的物慾，已經導致很多家庭分崩離析，導致那些靠誠實勞動安身立命的人毫無尊嚴。”
其實，在小說裡，陳彥把這個女兒寫得更加可恨，不僅面醜心惡、蠻不講理，還好吃懶做、拜金虐狗。他說，既然是現實主義作品，就要尖銳一點，希望能以此喚醒年輕一代對普通勞動者的尊重。
“《裝臺》看似寫文藝院團，其實反映的是更加廣譜的社會問題。”從《西京故事》到《裝臺》，陳彥接連用兩部長篇小說爲這個時代在底層奮力打拼的勞動者立傳。
在院團工作時，陳彥就注意過，單位對面的街口總是聚集着大批農民工，“只要來一個活兒，就有幾十人涌上去”。爲了解他們的生活，他先後深入西安的八里村、木塔寨等城中村，採訪了幾十位農民工，他還自掏腰包給對方付“工資”。
“我自己也是從底層出來的。當我從小接觸的這羣人來到大城市生活時，自然會引發我的關注。”1963年出生於鎮安縣的陳彥，憑藉着勤奮和才華一步步從縣上走到省級院團，再到北京工作。這些年，每當看到大山裡凌空架起的高速公路、城市裡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他總是會想到這羣肩扛背馱的農民工兄弟，“他們就是這個共和國的‘裝臺人’，當他們從我們面前走過時，所有人都應該向他們行注目禮。”
張藝謀張嘉益聯合改編《主角》
熱騰騰的羊肉泡饃、張口就來的秦腔、原汁原味的陝普……有觀衆評價，《裝臺》就是一部大型陝西文化宣傳片。
不過，在陳彥看來，《裝臺》的陝味之所以能讓觀衆津津樂道，恰恰在於它不是爲了宣傳而宣傳。“這個劇處理得比較自然，這個階層的人就是每天吃這些小吃，是塑造人物的一部分。”他坦言，近幾年不少地方想通過影視劇搞旅遊宣傳，往往是花錢不討好，“硬塞進去肯定是不行的”。
陳彥告訴記者，他的新長篇《喜劇》寫的還是陝西故事，也還和文藝院團有關，但他想借此研究更豐富廣闊的社會問題。“我想寫一寫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裡，到底應該堅守什麼，哪些需要反思。”
同時，陳彥去年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主角》也將登上熒屏。他透露，張嘉益在拍完《裝臺》後很快就買下了《主角》的改編權。“後來有人給我打電話，說張藝謀在長途飛行中把《主角》看完了，一落地就要聯繫我買版權。”最終，張藝謀找到張嘉益聯合改編，三個陝西人合作到了一起。張藝謀特別喜歡《主角》的題材和其中的陝西元素，也曾有過計劃，電影、電視套拍。
從書名不難看出，《主角》和《裝臺》，是一對互爲映射的作品，這也融入了陳彥多年來在院團工作的體會：“每個人都想朝舞臺中間站，都希望有自己生命的高光時刻，其實每個人也都是裝臺人，都曾經爲別人裝過臺。”
上世紀90年代，陳彥也當過影視劇編劇，他在32歲時創作的《大樹小樹》，曾榮獲第 20屆電視劇“飛天獎”。後來，陳彥進入文藝院團工作，再沒有時間寫電視劇了，但對影視劇創作中存在的問題，他看得非常清楚：“不真實是現在很大的一個問題，背後是創作者缺少紮實的生活，編造和‘硬折騰’的痕跡太重。只有把生活研究到七分八分，纔可能寫出它的二三分來；如果我們研究一分兩分就想寫出七分八分，那是萬萬不可能的啊。”
他直言，現在都呼籲文藝創作要紮根生活，但很多人往往只是做了“紮根生活狀”，把生活概念化、人物紙片化。“舉個例子，這次疫情期間涌現了很多平民英雄，看新聞的時候都讓我們淚流滿面，但成爲藝術作品後，反而不感人了。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爲只想着拔高，把那些毛茸茸的生活底色、質感、生命的豐富性全打磨掉了，太可惜！”（記者 李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