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想艋舺，莫嫌萬華

疫情警戒升至第三級，剝皮寮歷史街區顯得冷冷清清，當社區篩檢站進駐後，流動着無以名狀的溫暖。（張蒼松攝）

萬華是這波瘟疫的受害者──祈願鳳凰浴火重生展翅，映顯世間靜好與美善，再現往日的毅猛與活力！（張蒼松攝）

桂林路底的水門內外風貌迥異，門內的淡水河水岸規畫了河濱公園，門外柳鄉里一帶有多家老店。（張蒼松攝影）

疫情的關係，龍山寺拜殿關閉了，信徒只有在山門前頂禮膜拜，教人想起，二戰空襲時，居民紛紛跑到中殿觀音菩薩佛像前避難，安然度過多少個砲擊的黑夜。（張蒼松攝）

老艋舺人心目中的「料館媽祖廟」，即當前的天啓宮。柳鄉里西側堤防外的水岸，昔日稱作「料館口」，曾是樟木和福州杉的集散地，「撩材．鋸木」業者應時而生，因「撩與料」同音，「料館口」於焉得其名。（張蒼松攝）

龍山寺東側的西昌街，日治初期稱作「新街」，是艋舺昔時最繁華的街道。（吳祚明提供）

歡慈市街和粟倉口街即現今的寶鬥裡（已併入青山裡）及華西街北端一帶，昔日區畫出特定的範圍稱作「遊廓」，這裡是廣義的花街，涵括了只賣藝的藝妓。（攝於1930年‧吳祚明提供）

施幹創設「愛愛院」是推行慈善志業的先軀，他與清水照子結縭十年後，英年早逝，由清水女士繼承遺志，一生奉獻給弱勢人羣。（攝於1939年‧愛愛院提供）

河運時代，艋舺因河流而生，這個古城的發展，與淡水河榮枯與共，誠如東京的母河隅田川、以及巴黎的母河塞納河，咱們的淡水河孕育了臺北文化的發祥地──艋舺，原住民語「Moungar」的音譯是莽葛或艋舺，意指獨木舟聚集的地方。

直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泉州人墾戶「陳賴章」拔得頭籌帶着「墾照」，渡海前來開墾臺北盆地，約莫十五年後，艋舺已初具街莊形態，來自泉州和漳州移民逐年增多，爲了祈祝平安和心靈的慰藉，源自1738年，陸續興建了龍山寺、新興宮和祖師廟構成「艋舺三大廟門」，從閩南到艋舺落地生根的住民，博命橫渡黑水溝、開荒、衛蕃、保境，諸事信靠天地神明保佑，因此開埠以來，建立的寺廟和祠堂比其他城鎮多出許多，宗教信仰是移民錨定的基點。

日治中期實施各項市街改正，「萬華」這日本語與「艋舺．Manka」的臺語發音相似，1920年才以萬華取代使用了220多年的舊稱，這年代也是陸運取代河運的轉換期。

墾戶及移民社會的精神寄託

梭巡河岸舊社區，環河南路循着淡水河畔東側構築，雖說受疫情影響顯得人車稀疏，數十年了，卻因着未畫設妥適的行人步道，硬生生地切割了人們親水的去向，爲了防洪百年大計把堤防加高至九米六，更攔阻了後世一探母河的願念，儘管如此，我仍懷着「路上觀察」的心境，尋找幾番改造過後的城市變遷紋理。

以南北向的環河南路和康定路、東西向的廣州街和桂林路四條街廓所圍塑的區域，方圓兩百多公尺的範疇內，儼然一座開放式歷史博物館──三王府、黃氏大宗祠、高氏大宗祖祠、先鋒宮、金玉殿、三清宮、順天宮、河乃莊遺蹟、百年堤防遺址、以及啓天宮分佈於彈丸之地，寺廟就有六座之多，具體地凸顯出艋舺系臺北寺廟密度次高的特質。

隱逸廣州街巷衖間的啓天宮，舊稱料館媽祖廟，「料館」這地名源自「撩柴．鋸木」之意──從萬華火車站前沿着和平西路到龍山國小一帶的「料館裡」，龍山國小背對淡水河岸，彼昔循着水道運來大陸的福州杉，匯聚成木材的集散地，爲祈求航行平安，約一百六十年前，在岸邊初建料館媽祖廟。

艋舺沿岸的大溪口闢有三個碼頭，擁壁圍堤設置了三個水門，平日開啓的巨幅大門，遇上臺風來襲關閉後就是防洪水門，而第一、第二、第三水門分別屬於「黃、吳、林」艋舺三大姓的勢力範圍，外性不可介入。

防洪治河的遺緒

地緣關係自成材料供應紐帶，木材上岸後，帶動蒸籠及木桶產業的興起，爲了尋覓殘留的古老堤防遺址，先是在柳鄉里桂林路上發現一家百年蒸籠老店，我自忖店內的耆老會是探詢的對象，迎面而來的、原來是第三代經營者蕭文清，他還記得從前暴雨成災時，雖然這裡地勢最高，但是大水往往淹到店門口，最遠淹到製糖會社尾（今大理街一帶）。蒸籠老店對面街屋的轉角處，我找到了一截黑色斷壁。

這截遺留了不到30米長的堤防，是第一代的防洪工事，日治初期由臺灣總督府土木技師十川嘉太郎打造的，曾幾何時它已變身民宅的圍牆，形同「另類紀念碑」，根據蕭文清的記憶，規畫第二代防洪工事時，新建的土堤與這截黑色堤防銜接後往二號水門延伸。光復後，歷任市長實踐都市更新的過程，因拓寬馬路把土堤及露天歌廳創始店河乃莊拆個精光，而第三代堤防挨近淡水河流域築起冰冷的九米六高牆，從此，母河的文明及史話漸次被淡忘了罷！

老一輩艋舺人忘不了洪水入侵的往事，家園淹水的受災戶，不得不攜家帶眷、甚至牽着豬或牛，一起遷徙至地勢較高的龍山國小和東園國小避難，而未受災的鄉親趕忙打理食物賑濟災民，住民間心手相連的情誼十分感人。

萬華慈善志業的濫觴與承續

尚未建造雙園堤防前，一遇到颱風季，愛愛寮屢次慘遭洪水圍困，使得胼手胝足創立起來的志業倍感艱困。坐落綠町大理街的「愛愛寮」，創辦人施幹（1899~1944），經常拉着二輪手推車四處收容乞丐、鴉片中毒者和痲瘋病友，竭盡心力地帶回露宿街頭的遊民，親自爲無家可歸的人們清理身體、安頓食宿。爲喚起民衆共同解決社會問題，施幹書寫了《乞丐社會的生活》、《乞丐撲滅論》等三本著作，1929年，獲頒「御下賜金」，他把日本天皇的賞金悉數用於擴建愛愛寮。

1934年，施幹違逆準岳父招贅女婿的期盼，在京都賀茂神社與清水照子（1909~2001）完婚後，聯袂返回艋舺，接續爲愛愛寮奉獻。十年後，施幹積勞成疾，撒手歸西，清水女士歸化了，冠上夫姓，承繼先夫遺志照護遊民和老殘孤苦的二百多位院民。

二十七年前，在萬華田野調查的機緣，我拜訪了施照子，縱使步履蹣跚、染患眼疾及耳疾，仍舊保有一口京都口音，我請教她，究竟甚麼力量支撐她濟弱扶貧一甲子不改其志？施照子很堅定地說出──「愛情」兩字！

不論稱作遊民、街友、抑或無家者，萬華與社會最底層的弱勢者淵源深遠，自是無處安身者的依止港灣，「愛愛院」與艋舺三大商行創設於一百五十年前的老牌公義機構「同仁院」傳承民胞物與的香火。

當新冠病毒的宿主，無心地把感染源帶進后街里巷，萬華古城一夕間淪爲疫區，在這非常時期，「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及NGO組織一羣熱血社工，迅速聚結了萬華鄉親及在地店家，同心協力地強化社會福祉網脈，大家出錢出力、募集物資、找尋愛心房東等等，年輕志工們處理大小事務的思慮周致，顧及降低接觸感染而撙節了志工人數，一人承擔多人的工作量，夜以繼日地關照無家者的身心和社會適應上的情況。

「在宅編務」的想像與實現

不要分山城／港都或是都會／離島，更無需分母語的異同，大家風雨同舟，齊心抵禦疫情，平日閉門在家，藉由線上教學、視訊會議、遠距醫療，促使求學、工作、就醫都能如常運行，宅在家裡還能做些甚麼？家家戶戶幾乎都有照相簿子，何不找出老照片翻拍後，善用三C通訊軟體，串連家族長輩或是地方耆老加入「羣組」，一起解讀並記載影像背後的故事、以及文史脈絡。

長期齊力琢磨、仔細地互相激盪，很可能拼貼出阿公阿嬤的羅曼史、家族變遷的軌跡、乃至於省視鄰里社區的人情世故。上網着手「在宅編務」是爬梳家族史、村史及地誌的起點，抑或只是整理老照片的時光，都是探索家鄉往日風采的重要媒介，溶入萬華、板橋、宜蘭、彰化、苗栗、高屏……編輯立說的沉靜時空中，疫情引發的鬱結和憂傷因而被療愈了，這必然是公民社會在自主封城的日子裡別具意義的生活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