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運動的多重文化意義

11月20日,世界足球賽在卡塔爾拉開帷幕,這是球迷們四年一度的狂歡。世界盃首次移師阿拉伯地區,更使人們感受到足球競技與阿拉伯風情的完美結合。

那麼足球運動具有哪些具體的文化意義呢?

對於這個問題,當代英國作家尼克・霍恩比在他的長篇小說《極度狂熱》中爲我們提供了一些思考的方向。《極度狂熱》是尼克・霍恩比的自傳體小說,出版於1992年,被認爲是足球文學的里程碑式作品。小說通過主人公尼克的視角,描寫他與阿森納球隊之間長達20多年的聯繫,透過尼克在一場場足球賽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探討足球運動所包含的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意義。

足球、父子關係與社會變遷

從小說類型來看,《極度狂熱》是一本成長小說,講述了出生在北倫敦地區的男主人公尼克的成長經歷。與其他成長小說不同的是,伴隨尼克成長以及故事情節發展的重要元素並非馬克・吐溫書中哈克貝利・費恩式的旅程,也不是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筆下勞拉式的頓悟,而是一場又一場阿森納足球隊的比賽

對於尼克而言,足球比賽成爲他記憶家庭生活、人生軌跡、人際交往的重要標識,甚至還是他學習英國乃至歐洲大陸地理知識的校外課堂。在學校中,足球運動是尼克融入校園集體的主要途徑。對於他而言,“對足球的喜愛爲校園生活帶來的好處簡直無法估量”,因爲“班上至少一半的同學和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老師都喜歡這項運動”。通過足球,尼克不僅結識了一羣志同道合的好友,還曾在異鄉求學的過程中找尋到心靈的寄託;在家庭生活中,父母早年的離異使尼克沉默寡言,星期六下午便成爲他與父親難得的相處時光。正是足球打破了兩人間的隔閡,使他們打開話匣,敞開心扉。在男主人公眼中,“足球給了我們可供談論的東西”。雖然年少懵懂的尼克似乎還難以言明他口中提及的“東西”是什麼,但讀者不難從中感受到一種存在於父子間的紐帶。在許多個星期六下午,布萊克斯托克路上的“槍手”(阿森納足球隊的外號)炸魚薯條餐館便成爲父子倆的廚房,而球場的西看臺則成爲承載兩人父子關係的家。雖然尼克曾坦陳阿森納足球隊的球風乏善可陳,略顯“無聊”,但也正是在次次期待和哀嘆的往復循環中,尼克與阿森納“捆縛在了一起”,而他的父親也與他“捆縛在了一起”,沒有東西能夠將他們分離。

當尼克回憶這段時光時,他特別指出,這種父子相聚的親密只屬於他一人,並不被他的妹妹所分享。他的解釋並非對妹妹的偏見,而是客觀反映了當時英國社會的價值觀念。在20世紀60年代的英國社會中,涉足足球場這類公共空間的羣體多以男性爲主,而他的妹妹“不得不留在家裡,和媽媽以及她的布娃娃待在一起”。但敘事者尼克也補充強調,這個現象在90年代已得到徹底改觀。這段描述呼應了小說後續章節中關於英國社會變遷的內容。換言之,尼克的成長過程也反映了20世紀後半葉發生在英國社會與文化中的變革以及英國民衆心態變化。英國工黨政府的上臺、教育改革方案的推進、青年亞文化的更替、1972年電力工人大罷工等書中提及的歷史事件,無不展現了曾經輝煌一時的大英帝國在20世紀發生的社會轉變。這種社會變遷貫穿在尼克的觀賽生涯中,而且也影響到了英國足球界。

球迷、“主隊”與世界盃

足球運動的商業化進程是此類轉變的典型代表,它使足球運動從傳統的體育競技項目轉變爲商業性娛樂活動,成爲消費文化的一部分。尼克在成長過程中便見證了近幾十年來足球運動的商業化進程。他曾感嘆阿森納足球隊在93―94賽季的球票漲價計劃,感慨“海布里球場的足球賽將不再與過去一樣”。在他的分析中,“大型足球俱樂部似乎已經厭倦了他們的球迷團體”――這些團體多由“工人階級和中下層階級男性”組成,由於“年輕氣盛”,時常爲俱樂部帶來一些棘手的麻煩。這也使一些大型足球俱樂部將“新目標觀衆羣”鎖定於“中產階級家庭”。後者不僅“舉止規範”,而且消費能力更強。

多年後,尼克在書中的憂慮成爲現實。在現實世界中,他所擁戴的阿森納足球隊主場比賽球票價格便以昂貴著稱,票價可以說“高不可攀”,使許多倫敦北部本地球迷失去了進入球場看球的機會。此外,隨着電視實況轉播技術在1983年的引入,“各傢俱樂部意識到其中的有利可圖”,常常爲了更高的轉播收益,調整賽程和開賽時間,完全不顧隨隊遠征客場的自家球迷是否能夠趕上“最後一班回倫敦的火車”。

在尼克的觀察和評論中,不斷高漲的票價、越來越豐富的周邊商品、飆升的球員轉會費、成倍增長的電視轉播收入、五花八門的商業廣告贊助都清晰地表明,足球運動儼然已經成爲當下消費文化的重要一環。尼克對此深感憂慮,認爲它忽視甚至消解了足球俱樂部在當地社羣建構中發揮的作用,將多數來自工人階級年輕男性羣體並給予球隊支持的傳統主力軍擋在球場之外。不可否認,更好的球員、更激烈的對抗、更精彩進球固然使人激動,但尼克堅信足球運動真正的魅力絕不僅限於此,而在於以當地社羣居民爲基礎的球迷羣體在球場中營造出的“氛圍”。這種氛圍是球場中幾萬人共同的喜怒哀樂、嬉笑怒罵,是他們的齊聲高唱、山呼海嘯、拍手助威和翹首以待。這也正是足球運動的魅力所在。

雖然尼克對一些發生在足球世界的改變感到不安,但他並非全盤否定這種變化。在他看來,大衆傳媒技術的發展與足球運動的結合顯然利大於弊。透過主人公的視角,我們瞭解到現代足球運動與大衆傳媒技術的發展相輔相成。近60年來,足球賽事媒體轉播技術由紙質媒體轉向電子媒介,由以收音機爲代表的聽覺媒體轉向以電視爲代表的視覺媒體,由錄像轉播轉向實況轉播,由單一的全場重播轉向多元的集錦節目。在進入21世紀後,足球轉播實踐更是呈現新趨勢,由傳統媒體拓展到網絡媒介,由第三視角呈現拓展至基於虛擬技術的第一視角呈現。這些變化都有力地推動了足球運動在全球範圍內的進一步傳播。

這也是緣何尼克認爲1970年墨西哥足球世界盃使足球運動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紀元。雖然足球在當時已成爲一項風靡全球的體育運動,但電視卻是一件奢侈品,更遑論跨國和跨洋電視轉播的難度。而隨着電視轉播技術的介入,1970年墨西哥足球世界盃使全球範圍更廣泛的人羣得以首次直觀地目睹足球世界兩大陣營(歐洲和南美洲)球隊的精彩對抗,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存在於不同文化間的偏見和隔閡。

在尼克的回憶中,當來自歐洲的捷克斯洛伐克隊在對陣巴西隊的比賽中拔得頭籌時,英國足球解說員大衛・科爾曼發表評論道,“關於他們(巴西隊)的傳聞果然不虛”。科爾曼的話暗示巴西隊只會花哨的進攻,不會防守,以及南美球隊組織紀律性不如歐洲球隊,表現出存在於不同文化間的差異與隔閡。作爲體育解說,科爾曼的立場本該中立,旨在“將一種文化介紹給另一種文化”,但他的評論顯然帶有偏見和自負心態。 但隨着比賽進程的推進,巴西隊憑藉一個直接任意球扳平比分,並依靠球王貝利的凌空抽射反超,最終以4比1的比分反敗爲勝。這個結果從一個略帶諷刺意味的角度印證了科爾曼在開賽伊始作出的評論――“關於他們的傳聞果然不虛”。此時的尼克已不再關心解說員的評論,而是被來自南美洲桑巴軍團的精湛球技折服,同時驚訝甚至“羨慕”巴西隊舞蹈般的進球慶祝舞步,他心中欣喜,感受到足球所能帶來的歡樂和美感。雖然巴西隊在第二場小組賽中擊敗了尼克支持的英格蘭隊,雖然巴西隊的那些進球如同電光石火般在歷史的長河中轉瞬即逝,但每當長大後的主人公想起它們,他依舊津津樂道於貝利的人球分過等精彩瞬間。這也許也是足球運動留給他以及其他廣大球迷的又一樂趣,而這種樂趣的呈現離不開新媒體技術的幫助。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盃是球王貝利在世界盃舞臺上的謝幕,而今年的卡塔爾世界盃也將成爲阿根廷球王梅西的最後一屆世界盃。不知道梅西今年又會爲全球觀衆帶來什麼樣的表演。

歸屬感與社羣構建

毫無疑問,足球運動在世界範圍有着巨大的羣衆基礎。有趣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英格蘭,球迷的支持往往與球隊的成績無關。即使自己支持的球隊是聯賽積分榜上墊底的“副班長”,球迷們依舊會一場不落地到場助威。對此,男主人公特意提及90―91賽季的德比郡足球隊。雖然德比郡足球在當年的聯賽中排名末尾,但它卻見證了場均一萬七千人的上座率。這一現象使尼克逐漸意識到足球運動對於到場觀衆而言並非只是一場體育賽事或娛樂活動,它更是凝聚鄉里、展現社羣歸屬感的文化現象。對於這一點,作者在書中明確寫道,這種歸屬感解釋了阿森納球迷爲何在週三晚上到訪普利茅斯,去看一場無關緊要的比賽。倘若缺少這種歸屬感,“足球運動難免墮落成一場生意”。這也是爲何主人公在書中宣稱他“首先是一名阿森納的追隨者,其次纔是一個球迷”。

書中描繪的那支阿森納足球隊以現實中的阿森納足球隊爲原型。它1886年成立於倫敦北部的伊斯靈頓地區,是英格蘭歷史上最著名的足球俱樂部之一。但與英超聯賽時期(始於1992年)球星雲集、戰績卓著的阿森納隊相比,小說中描寫的阿森納隊明顯星光暗淡。隊中的球員多是本土球員,球風趨於傳統英式踢法:防守時,密集退守“擺大巴”;進攻時,邊路起球找中鋒。隊伍成績乏善可陳,競技表現起伏不定,時常以各種方式讓支持者感到悲傷。即便如此,故事主人公依舊深愛這支足球隊。主要原因正是在於阿森納足球隊對其所處社區所起到的凝聚作用。此時的足球已成爲一種媒介,溝通形形色色的球迷和他們追求的歸屬感。球隊的勝利已不僅是球員和教練的勝利,它更是當地球迷羣體的集體勝利。換言之,此時的阿森納足球隊已不僅是一支職業足球隊,更是凝聚這種社羣歸屬感的表徵。

在跟隨阿森納足球隊“南征北戰”的幾十年間,尼克在球場內的人來人往中意識到各隊球迷的階級差異,體察到生活在英國社會中的多元羣體。1972年1月,在他與父親第一次去位於西倫敦地區的斯坦福橋足球場觀看切爾西足球隊和托特納姆熱刺隊比賽的途中,他明顯察覺到當地社羣氛圍的不同。賽前,他和父親沒有如往常一樣去二手菸繚繞的炸魚和薯條小餐館填飽肚子,而是來到一家位於國王路上的意大利餐廳打了牙祭,此後甚至還在球場遇見了大明星湯米・斯提爾。斯坦福橋內外的一切爲尼克展現了“一個既熟悉又不同的倫敦”。與尼克所居住的芬斯伯裡公園不同,切爾西充滿濃郁的商業氛圍,儼然一種“世界中心”的姿態,爲藍軍切爾西加油助威的模特、演員、年輕老闆甚至當地路人都在尼克眼中體現出一股時尚的氣息。這裡的一切與尼克家附近“安靜的排屋街道”抑或“那些苦惱而依舊執着的二手車販子”截然不同。這也讓尼克充分意識到倫敦城中存在的差異性以及嵌套在倫敦城這個大型社羣中的各個小型社羣。

同時,足球也讓尼克見識了英國社會不同社羣的交融。在1972年的一場阿森納做客雷丁的比賽中,尼克感嘆道,“英格蘭南部中產階級白人英國男女是地球上最沒文化根基的生物”,他們竟“寧可歸屬於世界上任何其他社羣”。這種想法並非是對英國南部居民的苛責和諷刺,而是暗示了當時英國社會中不同文化身份羣體間的交融。在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說着拗口牙買加方言的年輕倫敦白人男女、有着公學教育背景的朋克搖滾樂迷、宣稱自己祖父母來自利物浦或伯明翰的漢普夏郡的姑娘們、喜歡愛爾蘭叛逆歌曲的赫特福德郡樂迷、那些身在倫敦卻心在羅馬的英格蘭親歐派……他們的存在就是這種交融的例子。這些例子不僅體現了不同社羣間的融合,也顯示了不同文化間的交織與友好。

尼克因此開始思考二戰後英國中產階級文化的實質與發展方向。在他看來,當時年輕一代正處於戰後文化的真空期,傳統的社會觀念與文化秩序日漸式微。因此,一些人不得不迅速地從其他文化中攝取一些新的元素,收爲己用。但是,尼克並不看好這種“臨時抱佛腳”式的文化身份自我設定。在他看來,可以真正維繫整個社羣運作的重要動力來自足球。正如尼克所說,雖然人們支持的球隊各不相同,甚至敵對,但“足球本質上終歸是一項可以將大家團結在一起的興趣愛好”。人們聚集在溫布利球場,爲英格蘭隊加油助威,“享受着自由,遠離俱樂部足球所帶來的無盡責任和痛楚”。即便尼克依舊認爲英格蘭足球隊不是他的“主隊”,但這並不影響他與千千萬萬英格蘭球迷一齊爲自己的國家隊加油助威。同時,尼克也委婉地指出,足球在社羣建構方面發揮的作用甚至可以超越國家的界線。他以1966年英格蘭世界盃中朝鮮隊與葡萄牙隊一役爲例暗示了這一點。在這場比賽中,不論哪隊取得進球,古迪遜公園球場內三萬多名中立的利物浦球迷都會激動地鼓掌歡呼,彷彿是自家主隊進球似的。

通過這本小說,我們不難看出足球之於主人公的意義。它使尼克感受親情,認識自身,瞭解社會。它曾帶給他歡樂、驚喜和榮耀,也曾使他悶悶不樂,怒氣衝衝。對於作者以及廣大讀者而言,相對於比賽的勝負結果,足球運動所展現的多重文化意義顯然更加重要。

(作者:黃強,系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講師)